第一章 在世外桃源的谈话

    他的守护人真愿意设想，

    城堡里没有这样的来宾。

    ————《小公爵》

    1

    阳光射进室内，宛如洒向水底的淡绿色灯光。窗外的树木刚刚萌发出新芽。太阳照着洁白的墙壁、颜色如同报春花的黄床罩、大扶手椅、长沙发和摆满高深读物的书橱。一个花盆里栽着几株从瑞典买来的早开的黄水仙。这儿能听见室外阴凉处的喷泉声和一个戴无框眼镜的小伙子热情又柔和的讲话声。

    “你要知道，最要紧的是别忧虑。迪格比先生，当初你在战争中尽了力，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休养了。”

    小伙子一向注重良心。几个星期前，他谈到自己的良心时说，他是清白的。虽然他并不赞成不抵抗主义，可是他那双倒霉的眼睛却使他失去了任何积极的价值。他的那双可怜的眼睛视力很弱，但却透过那副厚得像玻璃瓶似的镜片射出充满信任的目光。他一直希望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

    “你别以为我不愿意待在这儿。我是很愿意的。这是一种很愉快的休息。只是有时我在想，我是谁？”

    “嗯，迪格比先生，我们知道这一点。你的身份证……”

    “是的，我知道我的名字是理查德·迪格比。但是，理查德·迪格比又是谁呢？你知道我以前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吗？你知道我以后会有办法来偿还你们为我做的一切吗？”

    “你不必为此担忧，迪格比先生。你的病让医生很感兴趣，他已经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全部报偿。你是他的显微镜下的一件很有价值的标本。”

    “可是在这困难时刻，他的生活怎么能过得这么奢侈呢？”

    “他很有办法，”小伙子说，“你要知道，这里的一切都是他安排的。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在乡下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弹震症 [1] 诊所了。不管人们会怎么说。”小伙子又怏怏不乐地加上一句。

    “我想，你们遇到过比我更严重的病例……狂暴型的。”

    “我们遇到过一些。正因为如此，医生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座病号楼————一座与别的病房隔开的侧楼，那儿有专门医护人员。他不让那里的医护人员精神上受干扰……你瞧，我们也需要镇静，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你们肯定都很镇静。”

    “我想，到时候医生会给你上一次精神分析课。不过，你要知道，如果记忆力能逐步自然恢复的话，那要好得多。就好像泡在显影液里的胶卷，”他继续说道，显然是在引用另一个人的话，“潜影会慢慢显现出来的。”

    “约翰斯，如果显影液不好，那就未必如此。”迪格比说。他微笑着，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里。他很瘦，满脸胡子，已到中年。前额上的那块伤疤瞧着很别扭————如同一位教授的脸上有几块决斗留下的伤疤。

    “请讲下去，”约翰斯说————这是他爱用的口头禅之一，“看样子你喜欢摄影？”

    “你也许以为我过去是个赶时髦的人像摄影家吧？”迪格比问，“这是在回忆往事。是多年前的事了，对不对？嗯，我想起家里有一间暗房，就在孩子们住的那一层。那里也用来存放衣服和床单。要是你忘了锁门，女佣就会拿着干净的枕套推门而入，于是底片便跑光了。你瞧，这些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一直到十八岁。”

    “那时的事情，”约翰斯说，“你爱讲多久就可以讲多久。你可以从中得到一条线索。显然不会受到弗洛伊德潜意识压抑力的阻挠。”

    “今天早晨我躺在床上想，我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记得过去我很喜欢看有关非洲探险的书，喜欢斯坦利、贝克、利文斯通和伯登。可是，今天的探险家们似乎没有那么多机会了。”

    他从容不迫地思索着，似乎他的幸福来自没有尽头的乏味生活。他不想把自己搞得太累。他觉得现在这种样子很舒适。也许这正是他的记忆力得以慢慢恢复的原因。他认真地回答问题，因为一个人总得尽自己的努力。“或许有人查看过旧殖民部的名册，或许我也去查过。这就怪了，难道不是吗？知道了我的姓名，却了解不到我的情况……你可能会想，肯定会有人查问的。比如说，我是否结过婚……这件事使我很苦恼。也许我的妻子正设法寻找我呢……”他想：如果这一点能搞清楚，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约翰斯刚开口便又停住了。

    “你是不是想说，你们已经找到了我的妻子？”

    “不完全是这样，不过，我想医生有什么事情要告诉你。”

    “好，”迪格比说，“现在正是接待病人的时间，对不对？”

    每个病人每天可以到医生办公室里去见医生，每人一刻钟，但那些做精神分析的病人例外，他们可以在办公室里待上一小时。这种情况有点像学生放学后去拜访慈祥的校长，谈谈自己的个人问题。病人们需要经过一间公共休息室，他们在那里可以看报，下象棋，玩跳棋，或享受一下弹震症病人之间的社交乐趣。通常迪格比总是绕道而行。在这个过去也许是高级旅馆的休息室里，看到有人躲在角落里暗自流泪，这种场面实在令人难堪。他觉得自己完全正常，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仿佛已从某种可怕的职务中解脱出来，但不知这是多少年以前发生的事。他觉得和这些病人做伴很不自在，从这些人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正在受折磨。那急速抽动的眼睑，那尖锐刺耳的声调，还有那种像长在自己身上的皮肤一样不可分离的极度忧郁的心情。

    约翰斯在前面走，他十分熟练地扮演着助手、秘书和男护士的角色。他并不很称职，但医生有时也让他过问一些简单的病例。他对这位医生是十分崇拜的。迪格比注意到，约翰斯对医生过去的一次事故————可能是一个病人的自杀————故意装糊涂。他成了为那个天大的“误会”辩解的战士。约翰斯曾说：“这是对医务人员的嫉妒，你们不该相信它。这是恶意中伤，是谎言。”他常常绘声绘色地介绍这位医生的“牺牲精神”。这就出现了疑问：迪格比听说这位医生的医术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那么人们传说的他被吊销了行医执照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约翰斯有一次说“有人迫害他”，并做出一副要为医生辩解的姿态，结果把一盆黄水仙花碰翻在地。但后来坏事变成了好事(有人认为这是好事，包括约翰斯在内)：这位厌恶伦敦西区的医生来到乡下，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拒绝接受那些未在就诊申请书上签字的病人，因此连那些最严重的急症病人也都明白应该自愿接受医生的诊治……

    “那么我呢？”迪格比问道。

    “噢，你是医生接受的一个特殊病例，”约翰斯神秘地说，“总有一天他会告诉你的。那天夜里你偶然得救了。不过你还是签了字的……”

    他一直觉得很蹊跷，怎么一点也想不起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那一天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休息室里，耳边是喷泉的滴水声，舌头上还留着药味。时值隆冬，树已枯黄，风雨凄凄。从遥远的田野上忽然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哭声，犹如船舶离岸时发出的汽笛声。

    他常常一躺就是几小时，做着奇奇怪怪的梦……他似乎还能想起一些事情，但不能抓住那些一闪而过的点滴回忆，无法记住那些突然涌现在脑海的昔日画面，更没有力量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他无可奈何地喝下了药，然后又酣睡起来。他只是偶尔被噩梦惊醒，一个女人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过了许多天，人们才把战争的事告诉他，并做了大量解释，说明了战争的来龙去脉。有些事情别人觉得很平常，他却感到很奇怪，但巴黎沦入德国人手中这件事，他倒觉得很自然。受伤前的某一段生活他还能回忆起来，他记得当时巴黎就已经沦陷了。不过他对于我们正在和意大利打仗这件事，却感到十分惊讶，仿佛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原因不可解释的自然灾害。

    “意大利!”他惊叫道。奇怪，那不正是他的两个未婚姑姑每年都要去那儿画画的地方吗？他还记得国立美术馆中陈列的原始艺术作品。卡波雷托战役 [2] 图和加里波第 [3] 的肖像。有一种饼干就叫加里波第牌。他想起了托马斯·库克旅行社。接着，约翰斯又耐心向他解释，墨索里尼是什么人。

    2

    医生坐在一张十分简朴但又拾掇得很干净的桌子后边，面前摆着一盆花。他摆摆手，请迪格比进去，好像后者是他的得意门生。他长着满头白发，那张老气横秋的脸像兀鹫一样高贵和略带戏剧性，看上去像是一幅维多利亚时代的肖像画。约翰斯侧身出了门，仿佛是倒退着向门口走去的。他被地毯边绊了一下。

    “嗯，你感觉怎么样？”医生问，“你看上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是吗？”迪格比反问道，“谁知道我是不是见好了。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福里斯特医生，也许我越来越糟了。”

    “你的话使我想起一个重要消息，”福里斯特医生说，“我已找到一位了解你的人，一位过去认识你的人。”

    迪格比的心跳得很厉害。他问：“是谁？”

    “我先不告诉你，我要让你自己去发现每一件事情。”

    “我真糊涂，”迪格比说，“现在我感到头昏脑涨。”

    “这是正常现象，”福里斯特医生说，“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他打开食品橱，拿出一只杯子和一瓶葡萄酒。“它会使你提起精神来。”他说。

    “佩佩大叔牌葡萄酒!”迪格比一边说，一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你看，”医生说，“好多了吧？再喝一杯怎么样？”

    “把酒当药喝，这实在不像话。”

    这个消息使迪格比感到震惊。他不敢肯定自己是否高兴。他无法知道，当他恢复记忆之后，他将担负起什么样的责任。生命逐渐逝去，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而责任却在不断地、不知不觉地加重。即使幸福美满的婚姻，也会慢慢变成一个负担：爱情会使一个男人不知不觉地接受约束。可是通过命令的方式，让你在一分钟内爱上一个陌生人，这是不可能的，尽管那人实际上二十年来一直对你怀有深情厚谊。现在，迪格比除了童年的事情之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他觉得自由自在。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他相信自己明白，他记忆中的这个男孩将成为怎样的人。他更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后将给他带来的重大任务。

    福里斯特医生说：“我一直等到现在，等到我认为你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才决定把这事告诉你。”

    “嗯，是这样。”迪格比说。

    “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医生说。此时他更像是一位校长，而迪格比则像是一个争取大学奖学金的学生，为了学校的声誉和自己的未来到这儿来参加考试。约翰斯在焦急地等待他的“主人”出来。当然，要是他考砸了，他们会对他很好，他们会去责备主考人……

    “我要让你们俩单独谈谈。”医生说。

    “眼下他在这儿吗？”

    “她在这儿。”医生回答。

    3

    看见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进了屋，真让人欣慰。在此之前，他一直坐立不安，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来人只不过是一个满头红发的漂亮小姑娘，她的个子那么小，简直不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深信，他不必害怕这个姑娘。

    他站了起来。看来不应该对她太彬彬有礼。他不知道是和她握手呢，还是吻她一下。他既没有同她握手，也没有和她接吻。他们俩远远地相互打量着，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

    “你的变化真大。”她说。

    “这里的人却总是对我说，”他说，“我已经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你的白头发更多了。还有一块伤疤。不过你显得年轻多了……快活多了。”

    “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很轻松。”

    “他们对你好吗？”她不安地问。

    “很好。”

    他感到自己如同带着一个陌生人在外面吃饭，但席间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他说：“请原谅，这似乎有点荒唐，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你一点也记不得我啦？”

    “记不起来了。”

    他曾偶尔梦到过一个女人，但不是眼前的这个姑娘。除了那女人的脸以外，梦中的其他细节他一点也记不起来了。那些梦充满了痛苦。他很高兴，这位姑娘不是梦中见到的那个女人。他又看了她一眼。“记不起来了，”他说，“很抱歉。我真希望能想起来。”

    “没什么可抱歉的，”她说，她的声音生硬得出奇，“以后别再感到抱歉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脑子太糊涂了。”

    她说：“我叫安娜·希尔夫。”她仔细观察着他。“希尔夫。”

    “听起来像个外国名字。”

    “我是奥地利人。”

    他说：“这一切我觉得很新鲜。我们正在和德国交战。而奥地利不是……”

    “我是个难民。”

    “哦，对了，”他说，“我看到过关于难民的消息。”

    “你甚至连战争都忘记了？”她问。

    “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说。

    “是的，太多了。不过，你需要他们来告诉你吗？”她重复了一句，“你似乎比从前快活多了……”

    “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是不会快活的。”他迟疑片刻后又说道，“请原谅。问题太多了。咱们俩过去是朋友吗？”

    “是朋友。你为什么问这个？”

    “你很美。我不知道……”

    “你救过我的命。”

    “在什么情况下？”

    “炸弹爆炸的时候，噢，是在即将爆炸的时候，你一下子把我推倒，伏到我身上。所以我没受伤。”

    “我很高兴，”他神经质地笑起来，“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会听到自己干过许多不光彩的事情。我很高兴，我还干过一件好事。”

    “看来真怪，”她说，“自一九三三年以来的可怕岁月……你只是从报纸上得知一些。它们对你来说是历史。你是个全新的人。你不像我们这些人这样疲惫不堪。”

    “一九三三年，”他说，“一九三三年。我给你讲讲一〇六六年的事吧。当时英格兰的所有君主……至少……我不能肯定……也许不是所有君主。”

    “一九三三年是希特勒上台那年。”

    “对，我现在记起来了。这个消息我看过好多遍了，但日期没记住。”

    “我猜想，你恐怕连仇恨也记不得了。”

    “我没有谈论这些事情的权利，”他说，“我没经历过这些。在学校里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说，威廉·鲁弗斯 [4] 是一个红头发的暴君。但是不能期待我们去恨他。像你这样的人才有权利去恨。我没有权利。你看，我没有受到伤害。”

    “可是，你这张可怜的脸……”她说。

    “哦，这个伤疤。也可能由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例如摩托车的车祸。再说他们并没有要杀死我的意思。”

    “是吗？”

    “我不是重要人物。”他信口说了一些蠢话。他还提出一些假设，但都没有什么可靠根据。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不是重要人物，对不对？我不可能是。不过，我的证件上也许有个什么重要头衔。”

    “他们让你看证件了吗？”

    “噢，是的。你知道，这儿不是监狱。”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我并不是重要人物，是不是？”

    她含糊其词地说：“你不是名人。”

    “我猜想，医生不会让你告诉我什么事情。他说，他要让我自己慢慢回忆起一切事情来。但我希望，你能在一件事情上破个例。这是唯一使我苦恼的事。我没结过婚，对不对？”

    “对，你没结过婚。”她慢吞吞地说，像是要讲得十分精确，不多用一个不必要的词。

    “或许，我会突然有必要和某人恢复某种旧关系，这对那人十分重要，而对我却毫无意义————我想到这点时，感到非常可怕。就像人家跟我讲起希特勒的事，一样。当然，认识一个新朋友就不同了。”他加上一句，“而你便是一个新朋友。”他有点害羞，这和他的满头白发很不相称。

    “没别的事使你苦恼了吗？”她问。

    “没有了，”他说，“噢，还有一件事————你有可能走出这个门之后再也不回来。”他一直进攻，然后匆匆退却，如同一个没有经验的男孩。“你看，我突然间失去了所有的朋友，除了你以外。”

    她十分忧郁地说：“你有过许多朋友吗？”

    “我想，在我这样的年纪，应该有不少朋友。”他高兴地说，“莫非我是一个怪物？”

    她却高兴不起来。她说：“嗯，我会再来的。他们希望我再来。你要知道，他们想尽早让你恢复记忆……”

    “他们当然希望这样。而你是他们能提供给我的唯一线索。不过，难道我必须待在这儿，直到恢复记忆为止吗？”

    “在恢复记忆之前出去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是不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好处。我有许多工作可做。即便军队不要我，我还可以在筹备军火弹药方面……”

    “你还想回到军队里去？”

    他说：“这里舒服、清静，但整天无所事事。人总得干点什么。”他继续说：“当然，如果我知道自己过去干过什么，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合适，那就好办多了。我以前不可能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家并不富裕。”他说这番话时，仔细观察着她的脸。“现在就业机会不多。陆军、海军、教会……我过去的职业不合适……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职业……可疑的地方太多了。法律？这就叫法律吧，安娜？我不相信。我不能设想自己戴着假发，把一个可怜虫送上绞刑架。”

    安娜说：“你说得对。”

    “无稽之谈。再说，一个人的性格从小就能看出来。我从来不想当律师。我以前似乎想当探险家，但我不敢肯定是否真是这样。甚至这把胡子我也怀疑是不是我的。他们对我说，这把胡子的确属于我。但我不敢肯定。噢，”他继续说，“我做过好多梦，梦见自己在中非发现了人所未知的部落。行医？不，我从来不喜欢行医。尽跟痛苦打交道。我憎恨痛苦。”他有点头晕目眩了。他说：“我一听到痛苦这个词就觉得不舒服，不自在。我记得一个关于老鼠的故事。”

    “别想得太多，”她说，“想得太多没好处。别着急。”

    “噢，那件事不是最近发生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孩。我讲到哪儿啦？行医……经商。我不想突然记起，我以前是一个连锁商店的总经理。这也是无稽之谈。我从来不想发家致富。我想，我只向往小康生活。”

    每次过分用脑后，他就感到头痛。但有些事情他不得不想。旧日的友情和仇恨他可以忘掉，但如果要在有生之年干点事，他就必须知道自己有能力干什么。他看看自己的手，活动了一下手指————它们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人并不是想成为什么人就能成为什么人的。”安娜说。

    “当然不能。小孩子们都希望自己成为英雄、大探险家、大作家……但结果却往往令人失望，职业和理想并无多少联系。想成为富豪的孩子成了银行职员。想当探险家的孩子则成为……噢，对了，成为殖民部的低薪官员，在炎热的办公室里写备忘录。想当作家的孩子进了低级小报的编辑部……”他又说，“对不起，我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强壮。我有点头晕。我应该停止……这一天的工作了。”

    她再次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口气问道：“这儿的人对你好吗？”

    “我是一个特殊病人，”他说，“一个有趣的病例。”

    “还有那位福里斯特医生……你喜欢福里斯特医生吗？”

    “他令人敬畏。”他说。

    “你变多了，”她指出，可是他没有听懂，“这在我意料之中。”他们俩像陌生人似的握了握手。他说：“你会常常回到这儿来吗？”

    “这是我的工作，”她说，“阿瑟。”当她离开后，他才对她叫他“阿瑟”感到不解。

    4

    早晨，一个用人来到床边，给他端来了早饭，咖啡、面包、一个煮鸡蛋。这个疗养所几乎是自给自足的，自己养鸡养猪，还有一个很大的狩猎场。但医生本人从来不打猎。约翰斯说，他反对伤害生命，但他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的病人需要吃肉，因此他允许别人打猎，只是他本人从不参加。“说实在的，把杀害动物当作一项运动确实很不道德。”约翰斯解释道，“我想，医生宁可采用捕捉的办法……”

    托盘里总放着一份晨报。迪格比在战前有几个星期没看报，因此战争的爆发使他觉得有些突然。现在，他可以垫上三个枕头，舒舒服服地睡懒觉。他看了一眼报纸：“本星期空袭伤亡人数减少到255人。”他呷了一口咖啡，敲敲那只煮鸡蛋，然后又把视线移回到报纸上：“大西洋战役……”鸡蛋总是煮得恰到好处：蛋白已经凝固，而蛋黄却是软的。他的目光又回到报纸上：“海军部很遗憾地宣布……全体遇难。”有足够的黄油用来涂鸡蛋，因为医生有自己的奶牛……

    这天早晨，他正在看报时，约翰斯进屋和他聊天。迪格比从报纸上抬起头问：“什么是第五纵队？”

    约翰斯最爱介绍情况。他扯了好久，一直谈到拿破仑。

    “换句话说，他们是被敌人雇用的？”迪格比说，“这没什么新鲜的。”

    “有一点不同，”约翰斯说，“在上次战争中，除了凯斯门特 [5] 那样的爱尔兰人以外，这些人得到的报酬是用现金支付的。上钩的人也不多。这次战争中人们的想法各种各样。那些认为黄金就是罪恶的人……自然会对德国的经济制度发生兴趣。而那些多年来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对了，在他们看来，旧的国界已经统统消灭。他们主张泛欧主义。不，也许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拿破仑对那些理想主义者很有吸引力。”他得意扬扬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的那副无框眼镜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当你想到这点的时候，拿破仑已被那些小人物，那些唯物主义者、店主和农民打败了。那些人的眼光只局限在自己的柜台和土地上。他们一辈子坐在篱笆后面吃午饭，他们打算一直这么生活下去。因此，拿破仑跑到圣海伦岛去了。”

    “听起来你不像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迪格比说。

    “噢，不对，我是爱国主义者，”约翰斯诚挚地说，“我也是一个小人物。我的父亲是药剂师，他非常痛恨那些充斥市场的德国药品。我很像他。我喜欢巴勒斯惠康，却不喜欢拜耳 [6] ……”他继续说道，“都一样，别人只代表一种情绪，我们才是唯物主义者。取消所有旧的边界，新经济思想……都是白日做梦。这只对那些和任何村镇都没关系的人有吸引力，尽管他们不希望看见这些村镇被摧毁。他们有过不幸的童年，他们是学过世界语的进步人士，他们是不喜欢流血的素食主义者……”

    “希特勒好像让人们流了大量的血……”

    “是的。但唯心主义者对血的看法与你我不同，他们不是唯物论者：他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统计数字。”

    “福里斯特医生怎样？”迪格比问，“他好像属于你所说的那类人。”

    “嗯，”约翰斯兴高采烈地说，“他总是那么稳健。他为情报部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纳粹主义的心理分析》。”他补充道，“但是有一段时间，人们说了他一些闲话。在战争时期，你无法避免遭到政治陷害，总会有人挖空心思跟你作对。你看，福里斯特医生，嗯，他对什么都充满热情。举个例子来说吧，唯灵论……他对唯灵论很感兴趣，并进行了研究。”

    “我刚才看到议会的议题，”迪格比说，“议员们说，还有另一种第五纵队。已经有人受到了讹诈。”

    “德国人办事十分彻底，”约翰斯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就这么干的。对所有的所谓领导人、社会名流、外交使节、政界名流、工人领袖、牧师、教士都建立了卡片，然后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或是容忍一切，忘掉一切，或是交由检察官查处。要是他们在这里也这么干的话，我是不会感到惊奇的。你知道吗，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可以称为恐怖部的机构，里面有几位非常能干的副部长。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控制着某些人，而且在于他们制造了一种恐怖气氛，使你觉得谁也不可信任。”

    “看来，”迪格比说，“一位议员认为，有人从国内安全部偷走了一些重要计划。这些计划是他们从后勤部取来进行研究的，当晚存放在国内安全部。该机构宣称，第二天早晨这些文件不见了。”

    “他们应该有所解释，”约翰斯说，“是的，他们做了解释。部长说，这位议员得到的消息有误。上午开会时，并未提及这些计划。只是在下午的会议上，大家才研究这些计划，并进行了充分讨论，然后把它们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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