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bsp; “你知道是谁把他谋杀的？”

    “像知道我自己那么清楚。”

    “这件事跟查姆里也有关系……那是不是说，现在人们想的都错了？”

    “这些报纸对这件事什么都不知道。应该相信的事他们却不相信。”

    “这件事你知道，查姆里也知道。这么一说，如果你能找到查姆里，就根本打不起仗来了。”

    “打仗不打仗才不关我的事呢。我要弄清楚的是谁把我暗算了。我要报仇。”莱文解释说。他一边用手捂着嘴唇，一边抬起头来看着地板另一边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又年轻又娇艳，非常可爱，可是他却像囚在铁笼里满身疮疖的癞狗看着栏杆外面一只养得干净、喂得肥壮的母狗一样，丝毫也没有什么兴趣。“打一场大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战争会叫人们睁开眼睛，会给他们尝尝自己种的苦果。这我知道。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摸了摸他的手枪。“我现在伤脑筋的是拿你怎么办，怎样才能叫你安安静静地待二十四小时。”

    她低声说：“你不会把我打死吧？”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他说，“让我再想一想。”

    “可是我是要站在你这边的。”她一边哀求他，一边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他扔去。她在想办法逃命。

    “谁也不会站在我这边，”莱文说，“这我早就懂得了。甚至连一个专门给人打胎的医生……你知道，我长得太丑了。我不想装成你们那些漂漂亮亮的人。但是我受过教育。我什么事都看得很透。”他又很快地说，“我不该浪费时间了，我应该立刻办自己的事。”

    “你准备怎样做？”她一边说，一边从地上站起来。

    “哦，”他用失望的语调说，“你又害怕了。你不害怕的时候倒是挺不错的。”他站在厨房的另一头，用手枪比着她的胸脯，像哀求似的对她说，“用不着害怕。我的嘴唇……”

    “你的嘴唇是什么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

    他摇了摇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害怕了。你这样是不能从我手里逃开的。你碰上了我，算是倒霉了。你不该这么怕死。要是打起仗来，反正我们也得死。死来得很突然，快极了，不会叫你受罪的。”他说。他又想起了那个老人的被打碎的头颅————死就像这样，不比打碎一个鸡蛋更困难。

    她低声说：“你要开枪打死我吗？”

    “啊，不，不，”他竭力安慰她说，“转过身，到门那边去。咱们去找一间屋子，我可以把你锁在里面，过几个钟头。”他的眼睛盯住她的脊背，他想干净利落地一枪把她打死，不想叫她受罪。

    她说：“你这人并不坏。如果咱们不是这样碰在一起，说不定会交上朋友的。如果这是舞台门的话。你在舞台门口找过女孩子吗？”

    “我？”他说，“没有。她们连看都不会看我的。”

    “你长得并不丑。”她说，“我宁愿你有这样的嘴唇也不愿意你的耳朵像花椰菜似的。那些人还以为自己多么威武呢！那些人穿着裤衩打拳的时候，女孩子简直都发狂了，可是一穿上宴会礼服，样子就可笑极了。”莱文想：如果我在这儿把她打死，随便哪个人从窗户外边走过都看得见她的尸体。不，我要在楼上一间浴室里把她打死。他又对女孩子说：“走，再往前走。”

    她说：“今天下午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求求你。要是我不到剧场去，我的工作就丢了。”

    他们走到外面那间明亮的小客厅里，客厅还发散着油漆味。她说：“我可以给你弄一张戏票。”

    “走，”他说，“上楼去。”

    “这出戏值得一看。阿尔弗雷德·布利克扮演团琪寡妇[9]。”楼梯口通向三扇门，一扇门是框格毛玻璃的。“打开这扇门，”他说，“进去。”他决定，她一迈进门槛，马上从背上打一枪。这样，他只要把门一关，就不会有人看到她了。在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一个苍老、低微的声音，那声音隔着一扇关闭的门无限痛苦地哼叫着。但是莱文从不为记忆所苦。死人的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个寂寥寒冷的世界里，居然那么害怕死，真是太愚蠢了。他嘶哑着嗓子说：“你高兴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说，“但是它不会继续很久的。你想会不会有人愿意同我结婚？我希望的是这件事。”

    他压低了喉咙说：“进去。往窗外看一看。”他的手指摸着枪的扳机。她顺从地向前走去。他把枪举起来，手一点儿也不颤抖。他对自己说：她什么也不会感到的。死并不是她该害怕的事。她已经把手提包从胳膊下面拿了出来，他注意到这只提包的式样非常新奇：一边是一个拧成螺旋形的玻璃圈，中间镶着两个电镀字母A.C.，她正准备化一下妆。

    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房门发出了合上的响声，一个声音说：“请原谅我，这么早就麻烦您到这里来。我要去上班，下班非常晚……”

    “没关系，没关系，格雷夫斯先生。您看，这幢小房子是不是非常舒服？”

    在安回过头来的时候，莱文把枪放了下来。安呼吸急促地低声对他说：“快进来。”他照她的话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安喊叫起来，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开枪的。她看见他手中的枪，对他说：“快把它收起来。你拿着枪只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莱文说：“你的行李还在厨房里呢。”

    “我知道。他们是从正门进来的。”

    “煤气和电都接通了。”一个声音说，“只要交十镑钱，把名字往表上一填，您就可以把家具运来了。”

    另一个声音说：“当然了，我还要考虑一下。”这人的声音规规矩矩，想象得出：说话的人一定戴着夹鼻眼镜，系着硬领，生着一头亚麻色的稀疏头发。

    听得到两个说话的人穿过客厅，往楼上走来。房产公司的代理人一边走一边不住口地讲话。莱文说：“我打死你，你要是敢……”

    “别出声。”安说，“别说话。听我说，那些钞票在你身上吗？给我两张。”莱文有一点儿犹豫，她着急地在他耳边说：“咱们得冒一个险。”房产公司代理人和格雷夫斯先生这时已经走进最好的一间卧室去了。“你看看吧，格雷夫斯先生，”房产公司的人正在说，“用的是带花纹的棉布。”

    “墙壁隔音吗？”

    “特制的隔音板。关上门。”门关上了，代理人的声音小了一些，但是仍然听得清清楚楚，“屋子里讲话，外面过道上一点儿也听不见。这些房子是专门为携家带口的人设计建造的。”

    “现在我想去看看浴室。”格雷夫斯先生说。

    “别动。”莱文威胁她说。

    “好了，把枪收起来，”安说，“别乱来。”她把身后的浴室门关上，走到卧室前边。卧室的门打开了，代理人满脸殷勤地对安说：“哎呀，哎呀，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种对女人讲话的油腔滑调在诺维治的所有酒吧都可以听得到。

    “我路过这里，”安说，“看到门没有上锁就进来了。我本来预备去找你的，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随时乐于为您服务。”房产公司代理人说。

    “我想买这幢房子。”

    “请您等一等。”格雷夫斯先生说。格雷夫斯先生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满色苍白，脾气暴躁；看到他就会联想到睡眠不足、酸臭的小屋子和一大群小崽子。“您这样可不成。这幢房子我现在正在看呢。”

    “我丈夫叫我来把房子买下。”

    “我先来的。”

    “您买下了吗？”

    “我得先看一下，是不是？”

    “给你，”安把手里的两张钞票亮出来，“我现在只要在……”

    “在这张表格上的虚线上签上名字。”代理人说。

    “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格雷夫斯先生说，“我挺喜欢这所房子。”他走到窗户前边，“我喜欢窗外的景物。”他的一张苍白的脸凝视着外面坑坑洼洼的地面；在逐渐消失的雾气下，这片地一直延伸到远处一座座炉碴堆成的小山前边。“这地方真安静，”格雷夫斯先生说，“这对我的孩子和妻子健康大有好处。”

    “真是对不起，”安说，“可是我已经准备付款、签字了。”

    “您的证明文件呢？”代理人说。

    “我下午拿来。”

    “我带您去看另外一幢房子吧，格雷夫斯先生。”代理人打了一个嗝，连忙道歉说，“我不习惯在吃早饭以前做生意。”

    “我不看。”格雷夫斯先生说，“如果我买不到这一幢我就不买了。”他面色苍白、怒气冲冲地站在这所“睡谷”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他在向命运挑战，他多年的痛苦经验告诉他，不管他提出什么挑战，命运总是接受的。

    “那可没法子，”代理人说，“您买不了这幢房子。总有个先来后到呀。”

    格雷夫斯先生说了声“再见”，便带着他那叫人感到可怜的、心胸狭隘的骄傲走下楼去。他至少可以为一件事感到骄傲：即使他对真正想要的东西总是晚了一步，他也是绝对不肯将就凑合的。

    “我同你一起到公司去，”安说，“马上就去。”她挎着代理人的胳膊，回头看了一眼浴室————那里面还站着那个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的阴沉的倒霉鬼，便走下楼去。室外非常寒冷、雾气迷蒙，但是她却觉得像夏日一样晴朗、舒适，因为她已经得救了。

    四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于是一长排人都拖着脚摇摆着身体一起唱起来：“请、请。”她们都弯着腰，一边唱一边拍打着膝盖，虽然累得要命，却个个装得神采奕奕的样子，她们已经排练了五个钟头了。

    “不成，不成。一点儿精神也没有。重新来。”

    “阿拉丁到了北京……”

    “到现在为止，你们有多少人已经给累垮了？”安一边小声问，一边唱着“请、请”。

    “哦，有半打了。”

    “我真高兴，我是最后到的。这玩意儿连着排两个星期可真受不了。饶了我吧。”

    “你们能不能演得有点儿艺术性？”舞台监督央求演员们说，“表现出一点儿自豪感。这不仅仅是个圣诞节童话剧呀。”

    “阿拉丁到了北京……”

    “你的样子已经精疲力竭了。”安说。

    “你也不比我好多少。”

    “这地方办什么事都挺快。”

    “再来一次，姑娘们，下面咱们就转到梅迪欧小姐那场去了。”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你在这儿住上一个礼拜就不会这么说了。”

    梅迪欧小姐侧身坐在前排椅子上，两条腿搭在旁边的座位上。她穿着花呢衣服，带着一股高尔夫球、松鸡和荒野夹杂的味儿。她的真名叫宾斯，父亲是弗尔德海文勋爵。她用听着极不自然的文雅语调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我说了，我不想演。”

    “坐在后排的那个人是谁？”安小声问道。这人在后边模模糊糊的，她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从没来过。我想大概是个捐款支持演出的人，想饱饱眼福。”她开始模仿起这个假想中的人物来：“考里尔先生，您介绍我认识认识这些小姐们好不好？我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这么卖劲儿，使得这次演出获得成功。您肯不肯赏光同我去吃一顿饭，小姐？”

    “别说话，鲁比，精神集中点儿。”考里尔先生说。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好了，这次成了。”

    “对不起，考里尔先生，”鲁比说，“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好了，梅迪欧小姐，现在该轮到您和布利克先生的一场了。好了，你要问我什么？”

    “我要问，阿拉丁说的到底是什么。”

    “我要演员们有纪律，”考里尔先生说，“自始至终都要有纪律。”考里尔先生身材不高，眼神很凶，头发是草黄色，下巴颏缩了进去。他时不时地往肩膀后面看一眼，生怕有人在身后同他捣鬼。他导演的本领并不高，弄到这个位置是因为有人给说了情，至于究竟经过几层关系，就没人说得清了。所谓关系链就是这样的：有人欠某人一笔钱，而借给人钱的这个人有个侄儿……但考里尔先生并不是这人的侄子，关系最后拉到考里尔先生身上，中间还隔着好几道手。这里面还关系到梅迪欧小姐。总而言之，关系非常复杂，一时很难说清。人们常常误以为考里尔先生是靠着自己的本领捞到这个工作的。梅迪欧小姐就不是这种情况，她并不吹嘘自己有什么演剧的才华，她经常给专门为妇女编的小报写一些小文章，什么《勤奋是促使演员成功的唯一途径》等。她这时又点起一根纸烟说：“你是在和我讲话吗？”她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布利克穿着一套晚餐礼服，肩膀上披着一块红色毛线围巾。“那是为了躲开所有那些……皇家游园会。”

    考里尔先生说：“谁也别离开剧场。”他胆怯地回过头来看看观众席后面的胖绅士。胖绅士这时已经走到亮处来。考里尔先生之所以能够到诺维治来，之所以能够站到舞台前面这个众目睽睽的导演位置（他总是担心演员不听自己的话，吓得心惊胆战），也多亏这位胖绅士这关系链的一环。

    “要是您这场戏已经排演完，考里尔先生，”胖绅士说，“您介绍我认识一下您的姑娘们好不好呀？我可不愿意打搅你们演戏。”

    “当然，当然。”考里尔先生说。接着他又转过身去对女演员说：“姑娘们，这位是戴维南特先生，是咱们的主要赞助人之一。”

    “戴维斯，不是戴维南特，”胖子说，“我已经把戴维南特的股份全买下来了。”他挥了挥手，小手指上的绿宝石闪烁了一下，映到安的眼睛里。他说：“在演出的这些日子，我要邀请你们每一位姑娘出去吃饭，表示一下我的心意。诸位热心艺术，我们这个童话剧肯定会大获成功，我由衷感到钦佩。哪一位愿意第一个接受我邀请？”他快乐得有些得意忘形，仿佛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只要填补一个真空就成了。

    “梅迪欧小姐。”他不太热情地说。他首先邀请剧中的主角只是为了让合唱队的女孩子相信他请客并没有怀着邪念。

    “对不起，”梅迪欧小姐说，“我说好了要同布利克去吃饭。”

    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出去。她并不想对戴维斯表现傲慢，只不过他的突然出现使她感到震惊。安相信命运，相信上帝，相信善和恶，相信马厩里的耶稣以及庆祝圣诞节的一切仪式。她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人们安排到一起，驱使人们走上他们不情愿走的道路。但是她打定主意决不参与任何事，既不扮演上帝的角色，也不参加魔鬼的游戏。莱文已经被她甩开了，她把莱文扔在一所空房子的浴室里，同她再也没什么关系了。当然了，她不会出卖莱文，因为她还没有站到那组织起来的百万大军一边。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决不想帮他的忙。在她从更衣室走出来，穿过剧场大门，直到她走到诺维治的商业街上，她走的一直是一条不偏不倚、严格中立的道路。

    但是街头的景象却叫她一下子停住了脚步。街上人非常多，所有的人都站在南边人行道上。从剧场门口一直排到市场前面。一双双的眼睛都注视着华莱士大绸布店楼顶上灯光拼出的最新消息。自上次大选以后，她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没有欢呼声。人们在念着欧洲大陆军队调动频繁，英国颁布预防毒气弹空袭紧急措施等消息。上次大战爆发时，安的年纪还很小，她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但是她从书上读到过王宫前拥挤不堪的人群，征兵办事处前排着长队，人民意气风发。在她想象中，这应该是每次大战开始时的普遍情景。如果说她对战争也怀着恐惧，那是因为她担心她自己和麦瑟尔的命运。她想象中的战争是在欢呼和旗帜的背景上演出的一场个人悲剧，但是现在她看到的景象却大不相同。沉默的人群一点儿也没显出炽热的爱国情绪，相反，人们个个怀着惊惧的心情。一张张苍白的面孔仰视着天空，仿佛整个人间在向空中吁请似的。他们不是向任何神明祈求，他们希望的只是那楼顶上的灯光给他们拼出另外一个故事。这些人刚刚下班，有的拿着工具，有的夹着公文包，但是建筑物上的几排灯泡却把他们拦在半路，灯光闪现出他们简直无法理解的复杂的消息来。

    安开始想：怎么可能呢？那个愚蠢的胖子……那个生着豁嘴的年轻人居然知道……“好吧，”她对自己说，“我相信命运，我想我不能甩手一走，不管他们的事。我已经卷进去了。要是吉米也在这里该多么好啊！”但是她马上非常痛苦地想起来，吉米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他是属于那些追捕莱文的人的。但是必须叫莱文有机会先把他的猎物捕捉到手。安又转身走回剧场去。

    戴维南特先生——戴维斯——查姆里，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正在给大家讲故事。梅迪欧小姐和阿尔弗雷德·布利克已经走了。大部分女演员也去换衣服了。考里尔先生正在紧张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这个胖子。他拼命地想着这位戴维斯先生到底是什么人。戴维南特先生是做丝袜生意的，他认识卡里特罗普。而卡里特罗普则是德莱特欠债的那个人的侄子。同戴维南特先生在一起，考里尔先生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是对于戴维斯他就没有把握了……这次童话剧的演出总有一天要结束，同不对路的人有了交往正像同对路的人停止交往一样，会给你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非常可能，戴维斯就是曾经同寇恩吵过架的那个人，要不就是同寇恩吵架的那个人的叔叔。在剧团到外地巡回演出的一些二等城市里，这次争吵的余音仍然在当地剧场后台的过道里回响着。用不了多久，这两人的龃龉势必会波及到三流的剧团，于是剧团里所有的人不是擢升就是降级，只有那些职位最低再无从下降的人除外。考里尔先生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他翻着一对白眼珠，想尽量做到既不拉拢人也不得罪人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好像听见有人说要请客，”安说，“我真饿坏了。”

    “谁先来我就先请谁，”戴维斯——查姆里先生兴致勃勃地说，“告诉那些姑娘们，我以后再来看她们。咱们到哪家饭店去，小姐？”

    “叫我安吧。”

    “太好了，”戴维斯——查姆里先生说，“叫我威利吧。”

    “我想你对这个地方一定很熟，”安说，“我是第一次来。”她走近脚灯旁，有意叫对方看清楚自己的样子。她想知道这个人是否还认识她。但是她这种想法是多余的，戴维斯先生从来不看别人面孔。戴维斯先生的眼睛总是从你脸上望过去，看着别的地方。他的一张大方脸用不着盯着你的眼睛来炫示它的威力。这张脸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戴维斯先生如何重要了。你感到惊奇的是，他一天要吃掉多少东西才变得这么肥胖，正像你对一只大獒犬的胃口感到惊奇一样。

    戴维斯先生对考里尔先生挤了挤眼睛，说：“啊，不错，这地方我很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我一手使它繁荣起来的。”接着他又说，“没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要么就是大饭店，要么就是大都会饭店。大都会饭店的环境让人觉得亲切。”

    “那咱们就去大都会吧。”

    “他们也有诺维治最好的冰激凌圣代。”

    街上的人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拥挤了，同平时街头一样，有几个人在浏览橱窗，有几个悠闲地踱回家去，也有一些正走进皇家电影院。安心里想：莱文现在什么地方？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用不着叫出租车，”戴维斯先生说，“一转弯就到。你会喜欢大都会饭店的。”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大都会的环境让人觉得亲切。”但是在安看到这所饭店的时候，她却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地方同亲切二字联系起来。这幢用红黄石块建筑的大楼，占据了市场的整个侧翼，大得像火车站，而且同火车站一样，顶上还有一个尖尖的钟楼。

    “有点儿像市政厅，是不是？”戴维斯先生说。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这个人是很为诺维治感到骄傲的。

    每两扇窗户中间都摆着一座雕像，这个地方的所有历史名人，从侠盗罗宾汉到一八六四年诺维治市长，都僵直地挺立着，而且还是一式的新哥特风格。“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要看看这些雕像。”戴维斯先生说。

    “大饭店呢？大饭店是什么样子？”

    “啊，大饭店，”戴维斯先生说，“那地方粗俗不堪。”

    他在后边推着安，从转门走进去。安注意到看门的人认识他。在诺维治这地方找到戴维斯先生并不困难，她想，但是怎样才能和莱文取得联系呢？

    餐厅非常大，坐得下一整艘轮船的顾客。支撑着屋顶的大柱子漆着浅绿、金黄两色相间的条纹，弧形的天花板是蓝色的，闪烁着和真正星座位置相同的金色小星。“这也是诺维治的奇景之一。”戴维斯先生说，“我总坐在金星下面的位置上。”他神经质地笑了笑，在他的老座位上坐下来。安发现他们的头顶上是木星，并不是金星。

    “我倒应该坐在大熊星座下面。”她说。

    “哈，哈，太妙了，”戴维斯先生说，“我得记住你这句话。”他开始低头看酒单。“我知道你们这些女士总喜欢喝一点儿甜酒，”他说，“我也是特别喜欢吃甜东西。”他坐在那里研究着餐单、酒单，别的什么都不顾了。他对她没有什么兴趣，从他叫的第一道大菜龙虾开始，他的精神好像就暂时完全贯注在各式各样的菜肴上了。这个地方是他的安乐窝，这个空气闷浊的大食品库。这就是他所谓的亲切感，两百张桌子中的一席之地。

    安盘算着，他把她带出来是为了同她调调情，她猜想同戴维斯先生搞好关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尽管想到这一程序使她有一点儿胆寒。她虽然已经有了五年的外地舞台生活经验，可是至今也没有学会调情该掌握的分寸：怎样挑动起对方的感情而自己又能对付得了。每次她的退却总是既突然又危险。吃龙虾的时候她脑子里一直想着麦瑟尔，想着安全感和爱情的专一。她把一条腿往前伸了伸，和戴维斯先生的挨在一起。戴维斯先生一点儿也没有理会，只顾埋头大嚼龙虾的大螯。看他吃饭的样子，倒好像根本没有带客人来似的。戴维斯先生这样把她抛在一边，叫安感到不安。这好像不太正常。她又碰了碰他的腿，说：“你有什么心事吗，威利？”

    他抬起的那对眼睛，好像透过一架大倍数的显微镜检查一张未冲洗的底片。他咕哝了一句：“怎么啦？龙虾的滋味很不错，不是吗？”他的眼睛从她身上看过去，直勾勾地盯着顾客稀少的空旷的餐厅。每一张台子上都装饰着冬青和檞寄生树枝。他大喊了一声：“侍者，我要一份晚报。”马上又吃起大螯来。报纸拿来以后，他首先翻到了经济新闻版。他好像很满意，好像读的地方登着甜甜蜜蜜的棒棒糖。

    安说：“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会儿，威利。”她从钱包里取出三个铜币来，走到女厕所去。她照了照洗手盆上面的镜子，但是并没找出自己的化妆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对看管厕所的老太婆说：“你瞧瞧我什么地方打扮得不对？”

    老太婆笑着说：“也许你那个男朋友不喜欢那么多口红。”

    “不对，”安说，“他是那种喜欢口红的人。想出来换换口味，找一朵野花儿。”她又问，“他是什么人？他管自己叫戴维斯。他说这地方繁荣起来都是靠了他的力量。”

    “对不起，亲爱的，你的丝袜绽线了。”

    “这倒不是他弄的。他是什么人？”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亲爱的。你问问看门的吧。”

    “我想我得去问问。”

    她走到大门口。“餐厅里真热，”她说，“我得出来透透气儿。”大都会饭店的看门人这时候正好非常清闲，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出来。看门人说：“外面可够冷的。”一个一条腿的人正站在马路边上卖火柴。电车一辆辆从街心驶过去————一间间灯光明亮的小房子，烟雾弥漫，里面的人正在亲切地交谈着。大钟敲起了，报时八点半，从广场外面的一条街上传来一群小孩子尖锐的歌声，他们正在唱一首跑调的圣诞歌曲。安说：“好了，我得回戴维斯先生哪儿去了。”接着她用很随便的口气问，“戴维斯先生是什么人？”

    “一位阔佬。”看门的人回答。

    “他自己说这个地方能够繁荣起来都靠了他。”

    “那是吹牛，”看门的人说，“这地方是因为有英国中部钢铁公司才繁荣起来的。你在制革街可以看见他们的办公楼。但是这家公司现在正在把这个城市搞垮。过去他们雇了五万人，现在连一万人也不到。我自己就给他们当过看门的。但是他们连看门的都裁了。”

    “真是叫人活不下去了。”安说。

    “对他这种人就更糟了。”看门人向门外那个一条腿的人点了点头说，“他给他们干了二十年。后来失去了一条腿，法庭判决说是由于他自己粗心大意，所以连一个六便士也没给。你看，连这个地方他们也非常节约。好吧，他睡着了，就算粗心大意吧。要是叫你守着一台机器，一连八个小时每一秒钟都看着它做同一个动作，你也要瞌睡的。”

    “可是戴维斯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

    “啊，戴维斯先生的事我一点儿都不清楚。他也许跟制靴工厂有关系。也许是华莱士绸布店的一位经理。他们这些人有的是钱。”一个女人带着一条小狮子狗走进门来，身上穿着一件很厚的皮大衣。她问看门的人说：“阿尔弗雷德·派克尔先生来了吗？”

    “没有，太太。”

    “我早就料到了。他叔叔就老是这样。动不动就没影儿了。”她说，“给我看住这条狗。”说着，她摇摇摆摆地向广场另一头走去。

    “她是市长夫人。”看门人说。

    安走了回去。但是这期间发生了点儿事。酒瓶子差不多已经空了，报纸掉在地板上戴维斯先生脚前边的地方。桌上摆着两份圣代，但是戴维斯先生却没有碰它。太不礼貌了，戴维斯先生生气了。他对她吼叫起来：“你到哪儿去了？”她想看一下他刚才读的是什么。已经不是经济新闻了，但是她只能看到大标题：“……夫人离婚判决。”因为报纸倒放着，她读不出那位夫人复杂的姓名。另一个标题是：“摩托车驾驶员被判过失杀人罪。”戴维斯先生说：“我弄不清楚这地方是怎么搞的，他们在圣代里不知道是放了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了。”他把一张怒容满面、肉皮耷拉着的大脸转向一个从旁边走过的侍者。“你们管这个叫圣代？”

    “我给您换一份来，先生。”

    “用不着了，把我的账单拿来。”

    “这么一说咱们就分手了吧。”

    戴维斯先生的脑袋从账单上抬起来，脸上显出类似恐怖的表情。“不，不，”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会甩手一走，把我孤零零地扔下吧？”

    “那么你还预备干什么？去看电影？”

    “我本来想，”戴维斯先生说，“你会不会到我家坐一会儿，听听音乐，喝一杯什么的。咱们可以一起走一段路，好不好？”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她，他几乎并没有思索自己说的是什么。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危险。安想，这一类型的人她是了解的。只要同他们接一两个吻就可以把他们打发走，在他们喝多了的时候给他们讲个伤感的故事，他们就会觉得你简直是他们的亲姐妹。这是最后一个人了，不久她就属于麦瑟尔了，就安全了。但是首先她得探听到戴维斯先生住在哪里。

    在他们走到广场上的时候，唱圣诞歌的孩子向他们跑过来，六个小男孩没有一个真正会唱歌的。他们都戴着毛线手套、披着毛线围脖，把戴维斯先生的去路挡住，唱起来：“看好我的脚步，我的侍从。”

    “要出租汽车吗，先生？”

    “不要。”戴维斯先生向安解释说，“在制革街雇车可以省三便士。”但是唱歌的孩子拦住他不叫他走，向他伸出帽子来要钱。“走开。”戴维斯先生喊道。孩子们凭着自己的直觉一眼就看出来他正有什么心事，他们在人行道上跟在他后面，纠缠着他不放，嘴里唱着：“勇敢地跟在他们后面。”皇冠酒店外面的几个行人转过头来看热闹，有的人还鼓起掌来。戴维斯先生突然转过身子，一把抓住离他最近的一个小孩的头发。他狠命地往下扯，痛得那孩子哇哇叫起来。最后他揪下了那孩子的一绺头发，念念叨叨地说：“就得这么教训教训你。”一分钟以后，他坐在制革街停车场一辆出租汽车里，得意扬扬地说：“他们想同我调皮可不成。”他张着嘴，嘴唇湿湿的满是口水，陶醉在刚才的胜利里，正像在饭店里埋头大嚼大螯一样。安现在觉得他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保险了。他不断安慰自己说：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过，这人知道凶手是谁，但他不是杀人凶手。

    “那是什么大楼？”安问道。汽车经过维多利亚大街的时候，她看到一幢玻璃墙面的黑色大厦耸立在一栋栋普通楼房中间。这个地方过去是制革场汇集的一条街道。

    “英国中部钢铁公司。”戴维斯先生说。

    “你在这儿工作吗？”

    戴维斯先生第一次脸对脸地凝视着她。“你怎么会想到我在这儿工作？”

    “我也不知道。”安说。她这时看出来戴维斯先生只是在风向顺的时候才是个温顺的人物，不觉忧虑起来。

    “你说你会不会喜欢我？”戴维斯先生摸着她的膝盖说。

    “我肯定会喜欢你的。”

    汽车开出了制革街，驶过横贯路面的好几道电车轨道，开到车站广场上。“你的家在城外吗？”安问。

    “在城边上。”戴维斯先生说。

    “这个地方照明费便宜一点儿？”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戴维斯先生说，“我看你看问题很敏锐。”

    “人不可貌相，我想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安说。这时候他们的汽车正从一架大铁桥下面开过，桥上是开往约克郡的铁路。在通往车站的长长坡路上只有两盏路灯。隔着一道木栅栏可以看到停在铁路岔道上的一节节车皮和准备运走的煤堆。在又小又暗的火车站门口，停着一辆老旧的出租汽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等着下火车的旅客。这座车站是一八六〇年建的，已经大大落后于诺维治市的发展了。

    “你上班可真远。”安说。

    “这就到我家了。”

    出租汽车向左一转，安从路牌上读到这条街的名字：吉贝尔路。一长排廉价的别墅住宅，每所房子门前都钉着住户姓名牌。出租汽车一直开到这条街的尽头才停住。安说：“你是说你住在这个地方？”戴维斯先生正在付车费。“61号。”他说（安发现只有这幢房子没有标出住户姓名）。戴维斯先生讨好地、细声细气地笑着说：“里面可舒服啦，亲爱的。”他把一个钥匙插在锁孔里，一只有力的手抵在安背后，把她推进一间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他把帽子挂在帽架上，蹑手蹑脚地往楼梯口走去。屋子里有一股煤气和烂青菜的气味。一道扇形的蓝光照着一盆蒙满灰尘的植物。

    “咱们把收音机打开，”戴维斯先生说，“听个曲子。”

    过道上一扇门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谁啊？”

    “我啊，查姆里先生。”

    “上楼以前先把房钱交了吧。”

    “二楼，”戴维斯先生说，“正前面的那间屋子，我马上就来。”他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等着她走上去。他的手伸进口袋里，硬币叮当作响。

    屋子里确实有一台收音机，放在大理石洗脸台上。但是并没有跳舞的地方，因为一张大双人床把地方都占去了。看不出这间屋子有人住过，衣柜的镜子上布满灰尘，音响旁边的水壶也是干的。安从床架杆后面往窗户外面看了一眼，楼下是一个黑糊糊的小院子。她的手在腰带上颤抖着，她没有料到自己投进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罗网。戴维斯先生这时开门走进来。

    安害怕得要命，不由自主地转入了攻势。她脱口问道：“你叫自己查姆里先生？”

    他向她眨了眨眼睛，轻轻把身后的门关上。“我是查姆里先生又怎么样？”

    “你说你带我到你家去。这不是你的家。”

    戴维斯先生在床沿坐下，脱下鞋。他说：“咱们别大声讲话，亲爱的。那个老太婆不喜欢吵闹。”他把洗脸台下面的一扇门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硬纸盒子来。当他向她走近的时候，糖渣从纸盒缝里一路撒出来，撒了一床一地。“吃一块土耳其酥糖吧。”

    “这不是你的家。”她又坚定地问了一句。

    戴维斯先生正往嘴里送酥糖，手指在半路上停住，说道：“当然不是。你也不会期望我能把你带回家去的，不是吗？你不会那么幼稚的。我可不愿意把我的名声毁了。”他又说，“咱们先听点儿音乐，好不好？”他开始捻动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嗞嗞地叫起来。“干扰太多了。”戴维斯先生说，他继续转动旋钮，最后收音机里终于传出了乐队演奏舞曲的声音，一支遥远的、梦一般的旋律透过尖啸声传到他们耳朵里来。勉强能分辨出奏的是什么曲子：《夜之光，爱情的光》。“这是我们诺维治市的节目。”戴维斯先生说，“整个中部地区再没有比我们这里的乐队更好的了。这是诺维治大饭店的乐队。咱们跳两步怎么样。”说着，他搂住她的腰，开始在床和墙中间一小块地方颠动起来。

    “我到过比这个更好的舞厅，”安说，她尽量想说两句没多大意思的笑话，在这绝望的处境中提高自己的情绪，“可从来没有这样磕碰过。”戴维斯先生说：“你可说得真妙。我得把这句话记下来。”突然，他把黏在嘴唇上的糖渣吹掉，一下子变得热情起来。他把嘴唇贴在她的脖子上。安一边对他笑，一边用力往外推他。她要保持冷静。“现在我知道岩石是什么感觉了。”她说，“当汹涌的海涛————波浪————他妈的，我怎么也说不对这个字了。”

    “你可说得真妙。”戴维斯先生机械地说，又把她拉到怀里。

    她开始不住嘴地讲起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真想知道毒气室是怎么回事，”她说，“他在那个老太太脑门上打了一枪，是不是太可怕了？”

    他把搂住她的手松开了，虽然她刚才那句话只是顺口说出的。他问：“你提起这件事干什么？”

    “我刚才在报上读到的，”安说，“那家伙一定把那套公寓弄得鲜血淋漓的。”

    戴维斯先生乞求她说：“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他靠着床柱，有气无力地解释说，“我的肠胃很不好，听不得恐怖的故事。”

    “我喜欢看惊险故事，”安说，“那天我看了一本书……”

    “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戴维斯先生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把手指头割破了……”

    “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

    看到自己的计策奏效，她越说越没边儿了。“我的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她说，“我觉得有人在外边看着这所房子。”

    “你说什么？”戴维斯先生真的害起怕来。但是安说得太过火了，她说：“有一个黑皮肤的人在看着咱们的房门，这人是个豁嘴儿。”

    戴维斯先生走到门前边，把门锁上。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回过头来说：“二十码以内连路灯都没有，你不会看清他的嘴唇的。”

    “我只是在想……”

    “我想知道一下他都告诉了你一些什么。”戴维斯先生说。他在床沿坐下，看着自己的两只手。“你想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想知道我在哪儿工作……”他没有把话说完就停住了，带着恐惧的神情抬头看着她。但是安从他的神情看出来，他怕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件什么事。他说：“他们绝不会相信你的。”

    “谁不会相信我？”

    “警察。你的故事太离奇了。”她非常吃惊地看到，他坐在床边搓着两只大毛手，竟抽起鼻子来。“总得想出个办法来。”他说，“我不愿意伤害你。我谁也不愿意伤害。我的肠胃不好。”

    安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请你开开门，好不好？”

    戴维斯先生带着怒气低声说：“别作声。这是你自己找的。”

    她又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过是个代理人，”戴维斯先生说，“我不负责任。”他低声解释说。他穿着袜子坐在床沿，一对深眼窝里闪着自私的泪珠。“我们的策略是任何事都要做得极度安全。那个家伙逃掉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不论做什么总是尽量往好里做。但是他不会再原谅我了。”

    “你如果不把门打开，我就要喊了。”

    “喊吧，你只会把那个老太婆惹恼的。”

    “你要干什么？”

    “这事关系到五十万英镑的巨款，”戴维斯先生说，“这次我可不能再冒风险了。”他站起身来，伸着手，一步一步向安走过来。安尖叫起来，拼命摇门。因为门外一点儿也没有响动，她又从门口跳到床后边。戴维斯先生并没有拦阻她，他知道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她是逃不出自己掌心的。他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可怕呀，可怕呀。”看样子他好像马上就要呕吐了，对某个人的害怕驱使着他继续下手。

    安央求他说：“你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他摇了摇头，说：“那个人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他从床上爬过去，抓住她的手腕。他气息粗重地说：“老实点。要是你不挣扎，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他把她从床上拖过来，另一只手摸索着拿过一个枕头。直到这个时候，安仍然安慰自己说：我是不会死的，他们谋害了的是别人。我不会被他们杀死。由于生的欲望非常强，她不相信这就是她的末日，就是热爱生活、同情别人的“我”的末日，甚至在枕头已经堵在她嘴上的时候，生的欲望仍然给她莫大的安慰。在她在戴维斯先生的一双沾满了酥糖、黏黏糊糊，既柔软又有力的大手下挣扎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死的恐怖。

    五

    雨从东面沿着威维尔河袭过来，在寒冷的夜空中变成冰，敲打着沥青人行道，把公园里木椅上的油漆打出一个个的小坑。一个警察悄悄地走过来，披在身上的厚重雨衣像湿漉漉的碎石路一样闪亮。他手里提着一盏灯，在两个路灯间的黑影里照来照去。他对莱文招呼了一句“晚上好”，连第二眼也不看就走了过去。他要搜寻的是成双作对的男女，即使在十二月的冰雹天里也有人出来谈情说爱。这是被禁锢的可怜的热情在小城市里的表现。

    莱文把外衣领上的扣子系上，继续寻找一处躲避冰雹的地方。他想把心思放在查姆里身上，想思索一下怎样在诺维治这个地方找到他。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总是想着早晨他要干掉的那个女孩子。他想起来他丢在苏豪区咖啡馆里的那只小猫。他是很爱那只小猫的。

    她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的丑陋。“我的名字叫安。”“你并不丑。”他想，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要杀死她，就像他有一次不得不淹死的一只小猫那样天真。他非常惊奇地想到，她并没有出卖自己。她甚至很可能相信了他的话。

    这些思想对他说来比冰雹更寒冷，更叫他不舒适。除了苦味以外，他的舌头不习惯尝到别的味道。他是仇恨抚育大的，仇恨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又黑又瘦、杀人成性的人。他一个人彳亍在雨地里，被人追捕着，一副丑陋的脸相。他生下的时候父亲正关在监狱里，六年以后，父亲因为又犯了别的罪被绞死了，母亲用一把菜刀了结了自己的性命。这以后他便被送到少儿收容所去。他对任何人从来没有一点儿温情。他就是这样被培育出来的，而他对这一结果却有一种奇怪的自豪感。他不希望自己被制造成别的样子。突然间，他害怕起来：如果想要逃跑的话，这次他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冷静。要想眨眼间就把枪掏出来，需要的绝不是温情。

    河边上一座大房子的车库门没有关上，显然这个车库里没有放着汽车，而是为了存放婴儿车，为了孩子们游戏用的，也许里面还摆着些洋娃娃和积木。莱文躲了进去，他浑身冻得冰冷，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一生中，他身上那地方的冰块从来没有解过冻。那像匕首一样的冰块现在却有一些融化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把车库门推开了一点，如果有人从河滨路上走过，他不想叫人发现自己偷藏在这里。在这种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谁都可能在别人的车库里躲避一会儿。当然了，有一个人是例外，一个正在被追缉的、生着兔唇的人。

    这条街上的房子并不紧挨在一起，两幢房子中间都隔着一间车库。莱文被红砖墙紧紧地包在里面。他可以听到两边房子里传出的收音机声。一所房子里，一只焦躁不安的手不停地扭动旋钮，改变波段，收音机从一个电台跳到另一个电台，一会儿是柏林的一段慷慨激昂的讲演，一会儿是斯德哥尔摩的歌剧。从另外一幢房子里传来的是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一个年老的评论员正在朗读一首诗。莱文在寒冷的车库里，站在婴儿车旁边，凝视着室外黑色的冰雹，无可奈何地听着收音机播出的诗句：

    一个影子从我面前掠过

    不是你，但又何其像你；

    啊，基督，我多么希望

    能看到，哪怕只一瞬息，

    我们热爱着的灵魂，能知道

    他们是谁，又在哪里。

    他想到被绞死的父亲，在地下室厨房里自杀的母亲，想到所有那些使他堕落的人。他使劲把指甲掐在自己手心的肉里。那个年老的、文雅的声音继续读道：

    我厌恶广场和里巷，

    厌恶我遇到的那些面孔。

    那些颗心，对我无情无义……

    他想：如果她有足够的时间，也会去报告警察的。这是和女人打交道必须要落得的下场。

    我的整个灵魂奔向你

    他在努力令自己的心重新凝冻起来，像过去一样坚硬、一样安全，凝成寒冷的冰块。

    “刚才是德鲁斯·温顿先生朗读丁尼生[10]爵士的长诗《莫徳》的片段。国家广播到此结束。祝各位听众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