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过渡

    Ⅰ．识别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相信，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不管它出现时的情况如何，总会引起一些特有的问题，这是每个人、特别是所有正统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的。但由于过渡出现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处阶段的不同，和由于实行社会主义的集团能够使用和愿意使用的方法的不同，预期遭遇困难的性质和程度会有极大的不同，因此设想两个不同的事例，以便构成两组不同的环境作为典型，有利于我们的讨论。因为过渡在何时 出现和怎样 出现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使这个设想更加容易做到。可是对这两个事例的论述只涉及完全发展的和“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我不打算在资本主义较早阶段可能出现与不可能出现的问题上浪费篇幅。记住这一点，我将称它们为成熟社会主义化的事例和未成熟社会主义化的事例。

    本书第二篇中的大部分论证可以归结为下列马克思主义命题，即经济过程趋向于使本身社会主义化————同时也使人的灵魂社会主义化。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在技术上、组织上、商业上、行政上和心理上的先决条件倾向于日趋成熟，让我们再次想象，如果那个趋势达到成为现实时未来将出现的事物状态：除农业部门外的产业由少数官僚化公司控制。进步放慢了，进步成为机械的和事先计划好的事情。利率逐步趋向于零，这种趋势不是暂时的，也不是政府压力造成的，而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小而变为永久性的事情。工业财产及其管理变得与个人无关————所有权只剩下持有股份和债券，企业高级人员养成类似于公务人员的心理习惯，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标准全部消失了。十分清楚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已是瓜熟蒂落的结论。但有两点应该提一提。

    第一点，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社会主义者————距离将使他们满意的那种状态的接近程度是彼此不同的，他们在任何特定时间对实际达到的接近程度的判断也是彼此不同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固有的趋向社会主义的步伐以缓慢的速度行进，它绝不会通过大家都辨认得出的不可能有怀疑的确切表明道路开放时间的交通信号灯。严重意见分歧的可能性由于下面的事实而大大增加，即成熟所需的条件不一定以同一步调进展。例如，人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争辩说，1913年美国的工业结构本身要比德国更接近于“成熟”。但很少有人怀疑，如果在这两个国家作实验，国家分裂的德国人获得成功的机会要比美国人大得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前者具有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好官僚政治和最好的工会的领导和训练。但在认真的意见不同————包括因性格不同而产生的那种不同，类如具有相同能力和认真态度的几个医生对一次手术是否得当的那种意见不同————之外，常常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猜疑，争论的一方绝不想承认成熟，因为他们并不真正想有社会主义，另一方在不论什么情况下都假定为已经成熟，其理由可以产生于理想主义的基础，也可能不是出于理想主义。

    第二点，即使假定，正确无误的成熟状态已经来到，过渡还需要有特殊的行动，仍会出现许多问题。

    资本主义过程为社会主义塑造事物和灵魂。在有限事例中，它塑造得如此完善，以致最后一步不过是一个形式。可是即使在那种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最后一步————正式通过以社会主义作为社会的生活准则————还必须采取（譬如说）修改宪法的形式来实现。但实际上，人们不会等待有限事例的出现。对他们来说等待也是不合理的，因为实际上成熟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态度尚未从社会结构的每一个角落与隙缝完全消失之前来到。那时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了。那时会出现某种抗拒和某些困难有待克服。在讨论这些之前，让我们先介绍另一种过渡的特性。

    从根本上说，事物和灵魂自动地把自己塑造成适应社会主义，也就是这个适应过程独立于任何人的意志，并与为此而采取的措施无关。但这个过程除产生别的影响外，也产生这样的意志和随之出现这样的措施————制定法规、采取行政手段等等。这些措施总的是社会主义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策要执行很长的一段时间，无论如何需要几十年。可是这段历史自然地分为两部分，中间以采取和组织社会主义政权的立法行动为界，在立法行动之前，社会主义化政策是————不管有意无意————准备性的，立法之后，它才是建制性的。关于前一部分，我们只在本章的末尾加以简要的讨论。现在我们要集中讨论后一部分。

    Ⅱ．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在成熟社会主义化情况下，作为“立法后社会主义化”的首要任务，即必须加以对付的困难，不但不是克服不了的，而且甚至不是很严重的。成熟意味着遇到的抵抗将是微弱的，即将出现所有 阶级中大部分人的合作————其征兆之一就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确切可能性，也就是修正案能以和平的不破坏法律连续性的方式通过。按照假定，人们理解这个步骤的性质，甚至大多数不喜欢这个步骤的人也会耐心地容忍它。没有人会感到迷惘，或者感觉到世界在他面前崩溃。

    当然即使如此，牌还没有完全出完，还可能有突变。但这样的危险不大。不但有组织抵抗和暴力骚动的绝迹或接近绝迹将减少发动突变的机会，而且将有一批有经验和负责任的人准备掌握舵柄，他们能够并愿意维护纪律和使用合理方法把震动减到最小。他们将得到受过良好训练的政府和企业官僚机构的支持，这些机构习惯于接受无论哪种立法当局的命令，无论如何它们不会很偏袒资本家的利益。

    一开始我们将简化落在新的生产部或中央局前面的过渡问题，用的是同以前我们简化它们永久问题一样的方法，也就是假定它们将把农民问题基本上搁置一旁。这样做不但将消除可能证明是致命的困难————因为没有任何别的部门对财产的兴趣有像农场主或农民那样热烈的；农业世界的人并非到处都是俄国农民————而且还会获得额外的支持，因为不会有人憎恨大规模企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利益有像农民那么深的。也可以期望中央局会安抚其他类型的少数人：在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周围，小手工业者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被允许做他们的行业赚钱，小本的独立零售商可以被允许出售他们的货物，就像今天在政府专卖烟草制品的国家里卷烟零售商那样。在天平的另一头，凡对其工作作个别估价的那批人的个人利益————让我们说那种高级官员的利益————能容易地以前面指出的准则给予照顾，以避免经济机器的运行产生严重故障。激烈主张平等主义理想会把一切事情弄糟。

    资本家的利益怎么办？在上面指出的时机成熟时，我们大致上可以把它等同于股份与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债券持有者包括抵押债券和保险单持有者。对于除了神圣教义外一无所知，并认为资本家集团由少数非常富有的游手好闲者组成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结果将使他们大吃一惊；到成熟时期，这个集团的人可能构成选民的大多数，那时他们不会赞成没收他们从个别计算无论怎么微小的权利的提议。但是不必操心社会主义政权能不能或“应不应”无偿地剥夺他们的权利。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这样做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如果决定没收，那也是社会遵循它可以采纳的伦理原则的自由选择，而不是由于非做不可。因为支付个人持有的债券和抵押债券的利息，加上支付根据保险合同的索赔权，加上中央局发给前股票持有人的代替股息的债券的利息，只要一看有关统计数字就能知道，这笔支出不会构成难以承受的负担，而当这些股票持有人失去投票权时，仍能保留大致上相当于适当选择的过去股息平均数的收入。对于今后要继续使用私人储蓄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负担这笔开支显然是明智的行为。时间的限制是做得到的，或者把这些支出转为有期限的年金，或者使用适当的所得税和遗产税，使这些税制在永远消失之前，提供最后一次效用。

    我想，上面这席话充分证明了“立法后社会主义化”可行方法的特性，在我们设想的环境里，可以期望这些方法能坚定地、安全地、温和地实现过渡的任务，在进行中使人力物力的损失和对文化及经济价值的伤害限制在最小程度。大型公司的经理人员只有在有特殊理由更换的时候才更换。如果在过渡时刻，在准备社会主义化的行业内尚有私人合伙企业，首先应把它们改为公司，然后和其他企业一样加以社会化。新私人企业的创办当然要禁止。公司之间关系的结构————尤其是控股公司————应该使其合理，使这种关系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所有银行全都改组为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在这种形式中可以依然保留它们的某些机能————至少一部分社会簿记职责有必要转移给它们————可能还要保留对工业经理部门的某种权力，如有权给予或拒绝“贷款”；如果是这样，可能让中央银行独立于生产部，成为一种总的监督机构。

    这样，中央局开始时发展缓慢，而后逐步揽起控制权而不发生急剧震动，使经济体系稳定下来并确定方向，同时能够逐个解决由过渡产生的较小问题。开始时有必要对生产作小量调整————充其量调整总产量的5％————因为，除非平均主义观念比我假定的更加强烈，需求结构不会受到巨大影响。人们（例如律师）转向其他职业的规模相当大，这是实情，因为有些人在资本主义产业中能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再有用武之地。但这点也不会引起严重困难。有些较大的问题，如消灭低效的生产单位，向最佳机会作进一步的集中，随着人口移动而产生的地域布局合理化，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标准化等等问题，在经济体制消化掉机构变革的影响并能在原有轨道上顺利运行之前不会、或者无论如何不必出现。对于这种类型社会主义，期望它能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卓越成就的可能性是顺理成章的。

    Ⅲ．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1．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在不成熟地采用社会主义原则的情况下不可能作上面那样的预测。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指的是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时候处于如下的状态：当时社会主义者有可能夺取资本主义国家中央机构的控制权，但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尚无这样的准备。让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打算讨论不成熟到如此程度的局势：那时成功的希望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人看来是狂想，而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一场可笑的起义 。因此，我不打算坚持说，不成熟社会主义化必然不可避免地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或者说由此产生的制度势必崩溃。我依然正视着目前类型的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根据它的现状，至少可以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问题迟早可能提出来。长期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者的抱负，更重要的是可能出现短期形势————德国在1918年和1919年的形势是很好的例子；有人还指出美国在1932年的形势————在这些短期形势中，资本家阶层及其机构的暂时瘫痪，提供了诱人的机会。

    2．正是这个事物和精神的无准备或不成熟状态表示出来的意义，读者翻回几页前所描绘的成熟形势的图画，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我希望为1932年美国的特殊事例说上几句。

    一个充满活力的————尽管从变化速度来说并非不正常的————工业活动时期，紧接着一个萧条时期，萧条程度之凶猛证明了“进步”的后果亟需调整的程度。这个进步在一些主要方面显然不完善————关于这点只要指出农村电气化、家庭电气化、化学工业的全部新事物和建筑业面对的可能性就够了。因此，可以有信心地预言，由于官僚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化，会招来企业家精力、生产效率和群众未来福祉的相当大损失。在萧条时期的歇斯底里气氛中，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能够传递给公众的总的观念却正好相反，理解这点是令人感到有趣的。但是，如果说这是对那个形势的经济学解释，不如说是对那个形势的社会心理学诊断更为贴切。

    不成熟也表现在工业和商业组织中。不但中小企业的数目依旧相当可观，它们在同业公会中和其他方面的合作远未完善，而且大企业本身的发展（虽然它是许多无批判的惊讶和敌视的主题）还远远未达到能安全而轻易地使用我们的社会化的方法。如果我们把具有5千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企业划作大规模企业的界线，那么在全国总资产中只有53.5％为大公司所占有，如果我把金融企业和公用事业除去，则只有36.2％，而制造业的大企业资产仅占46.3％。 (1) 在这条界线以下的公司一般不大容易社会主义化，不能期望它们以现有的形式在社会主义下继续经营。但是，如果我们把界线下移到一千万美元，我们会发现上边的三个百分数分别不超过67.5％、52.7％和64.5％。仅仅“接管”一个像这样构造的机体的任务是可怕的。使它发挥机能和改进它的更可怕的任务将必然面临种种困难，如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官僚政体，而劳动力又组织得极不完善，且部分接受可能逸出控制的可疑的领导，必然会碰到使这个机体发挥功能和改进它的更可怕任务。

    精神比事物更没有准备。尽管受到萧条引起的震动，不但工商界人士，而且很大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仍以资产阶级制度的方式来考虑和认识事物，对任何改变并不真正 有明晰的概念；对他们来说，社会化甚至比它远为温和的观念仍旧是“非美国的”。不存在有效率的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除了持斯大林主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外，任何正式的社会主义团体得不到相当数量人数的支持。尽管社会主义者不嫌麻烦一再向他们保证，农民还是不喜欢社会主义，只是比他们一般地不喜欢大企业和特殊地不喜欢铁路，在程度上略轻一点罢了。当支持微弱，而大多数支持不是显然另有所图就是不痛不痒时，抵抗必然是强大的。进行抵抗的人认真地感到，他们在做的事情，没有人（尤其是政府）能够做得一样好，在抵抗中，他们认为他们为之战斗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利益，而且是公众共同的利益————反对绝对黑暗争取绝对光明。美国资产阶级正在丧失它的活力，但并未完全丧失。它将以明晰的良知进行抵抗，并有能力拒绝赞同和合作。那时局势的一个征兆将是必须使用暴力来反对一些集团和一些阶级（而不是反对一些孤立的个人）的必要性；另一个征兆是不可能修改宪法，即不破坏法律连续性来通过社会主义原则：新制度必须通过革命，尤其是通过可能是血腥的革命来建立。可能有人反对这个不成熟形势的特殊例子，理由是这种例子属于极端无望事例的范围。但上面的画面综合地描述了由不成熟社会化呈现的主要特色，因而有助于总的情况的讨论。

   &nbs...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