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人的因素

    一个警告

    许多社会主义反对者很可能接受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但他们的同意多半会采取下面的形式：“哦，好呀，当然，如果你们有神人指导社会主义机器，有天使长为它配置人员，一切可能会这样。但问题在于你没有神人和天使长的帮助，而人性如此，因此资本主义替代物连同它的动机模式以及它的责任和报酬的分配方式，毕竟提供了虽然不是最好的合乎想象的安排，但不失是最好的合乎实际的安排。”

    回答这席话，是有一些可说的。一方面，现在我们必须防止的不但是藏在任何企图把某种现实去与一种思想 作比较的后面的危险，而且也要防止任何把某种现实与一种理想 作比较所固有的错误或诡计。 (1) 另一方面，我想我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就事物的本性说，绝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全面状况，只有有关一定社会条件和一定历史阶段的状况，这种相对性现在比我们只讨论两种蓝图时重要得多。

    Ⅰ．论据的历史相对性

    用比拟来说明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中，我们所有人（包括私有财产的最坚决支持者）现在认为是纯属政府机关领域的许多事务，都以这样的一种办法来管理，即在我们看来这些政府职能变作了私人所有的东西和私人收入的来源；在君臣关系的等级制度中的每一个骑士和领主，他为利润而持有采邑，不把它看做他管理采邑 付出劳务的报酬。与它有关的现在所称的政府职能，当时不过是为某个上级长官服务的奖赏。甚至这样说还没有完全阐明这个问题：他持有他的采邑，因为他是一位骑士或领主，因为他有权利持有一个采邑，不管他干了什么或者没干什么，这种事物状况，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对此容易看做是“种种积弊”的混合物。但这是胡说。在它自己时代的环境下————和每一种制度结构一样，封建主义活得比真正是“它的”时代还长————这种制度是唯一合适的制度，它体现了能够履行那些公共职能的唯一方法。如果卡尔·马克思出现在（譬如说）14世纪，他如果竟愚蠢到鼓吹另一种政府行政方法，那么他定会遭到这样的回答：这样的制度是一种值得钦赞的制度，它能做成没有它便根本做不成的事情，特别是“人性依然如此”，利润动机对行使政府管理是不可缺少的；消灭这种政府机构事实上将招致混乱，从而可以很适当地说这是不现实的梦想。

    同样，在英国棉纺织业是资本主义经济高峰的时候————1850年以前那个时代————社会主义不是实际的命题，没有一个明智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或现在会认为它是实际可行的命题。使牛变肥、使沙成金的术士的眼睛，和生金蛋的鹅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家常空话，当时只是思想简单、智力愚钝者说的或者说给他们听的不可否定的真理的表示。我向社会主义朋友提出，在遇到这种空话时有比嘲笑更好的办法————他们之所以嘲笑，是希望对方（像他们自己一样的虚荣而敏感的知识分子）在觉察到他要遭到取笑时立刻停止争论————那就是承认那些鹅在它们恰当的历史背景中的正当权利要求，把对它们的否定限于其他历史背景。这样，我们至少可以面对中肯的问题————即那些鹅现在有多少权利————同时依旧为我们的异议保留大量发挥的余地。

    如果比较资本主义现实与社会主义成功的机会有任何意义，我们必须设想出一个明确的资本主义模式，让我们选择我们自己时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选择受束缚的 大企业资本主义。让我们说，第一，虽然这样说限定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模式，但没有限定任何特定的日期，甚至不限定以几十年计算的时期，因为受束缚的资本主义模式在特定时间内（譬如说在目前）已经把它的特性发展和稳定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仍需有待作事实的调查；第二，对于我们论证的这一部分而言，那些束缚资本主义的桎梏（不管它们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过程本身逐渐形成的，还是可以看做是过程以外的某种力量强加给它的，没有多大关系；第三，虽然我们现在打算讨论比较实际的问题————即人们能够期望社会主义要多久才可以收刈它蓝图中隐约描绘的收成————我们依然还只能说些碰机会的话，我们还必须使用种种假设，来补正我们关于等待我们的究竟是哪种社会主义的无知。

    Ⅱ．关于神人和天使长

    反驳谈论神人和天使长的资产阶级人士时，我们容易对付神人这个话题：用不着神人来指导社会主义机器，因为如我们业已知道，一旦过渡时期困难应付过去后，要解决的任务，比起现代世界工业界首领人物面对的任务，不但不更加困难，而且更加容易。天使长象征一个著名的主张，即社会主义形式的存在，必须有道德水平为先决条件，像现在这样的人，不能期望他们达到这个水平。

    要是这种类型的议论竟会增加反社会主义者的分量，那得责怪社会主义者自己。那些社会主义者谈论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可怕，指出为了立刻显示人本性的全部美德，或者无论如何为了开始一个改造人的灵魂的教育过程，以便导致所要求的道德水平，必须消除这种压迫和剥削。 (2) 因此他们不仅使自己被指责为阿谀群众达到可笑的程度，而且还被指责为支持现在已被完全驳倒的卢梭主义。可是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也尽可以提出完全合乎常识的理由。

    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采用证明有用、但可能遭受心理学家反对的区分。第一，一组特定的感觉和行动的习性可以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习性下面的根本模式（“人的本性”）保持原来的样子。我们称这种变化为改革造成的变化 。第二，依旧在根本模式之中，环境改造可能和人的感觉和行动习性相抵触，虽然它们最终可顺从地因环境改变而改变————特别是，如果这些环境改变是合理地实行的————但暂时还会有抗拒，并在抵抗时制造麻烦。这个事实使我们可以联想到习惯 一词。第三，根本模式本身也可以改变，或者在同一人体砧木之中加以改变，或者使用消除其中顽固成分加以改变；人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锻造的，特别之处在其组成成分可以改变的集体中。这种可锻性有多大是有待于认真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在讲台上轻率肯定或同等轻率否定可以有效应付的问题。我们不需要使自己有义务加以肯定或否定，因为为了使社会主义有效运作，并无必要有那种人的灵魂的根本性改造。

    我们很容易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先把预期会引起最严重困难的土地部分排除出去。如果社会主义经理部门限制自己只做与业已进行的实际工作只有程度上不同的农业计划。我们的社会主义依旧是社会主义。制订生产计划；合理地勘定地界（土地使用）；向农民供应机器、种子、饲养的牲畜和肥料等等；确定产品价格并按定价从农民那里收购产品————这就是必须做的一切，这么做将仍使农业世界及其势态基本上保持原样。还有其他可能的一些途径。但我们认为重要的是那种执行时不会引起摩擦和可以无限期执行而不会损害这个社会有权称为社会主义的权利。

    第二，对于劳动者的世界和职员的世界，不要求他们经历灵魂改造和痛苦的适应过程。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保持原状————有了以后增加的一个重要限定条件，他们对工作将显示同样的态度和习惯。工人或职员下班后回家或者去做日常事务和消遣，关于这些事情社会主义幻想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例如，他可以踢社会主义足球，而现在在踢资产阶级足球，但这些还是同一类家庭和同一种消遣。在这方面不会出现很大困难。

    第三，有一个集团会出现问题，自然地预料它会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牺牲品————简单地说就是上层或领导阶层的问题。根据现在已成为范围远远超过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所信奉的神圣教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教义说，组成那个阶层的只是喂得过饱的吃人的野兽，他们占据经济和社会地位显然只是靠运气和残忍，他们的“职能”只是从工人群众（或消费者，视情况而定）那里强行扣留他们辛勤劳动的果实；此外这些吃人野兽无能地把他们自己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增加一句较有现代色彩的话，以他们囤积大部分俘获物的习惯制造经济萧条；社会主义社会不必为他们操心，只要瞧着他们迅速被逐出他们原有的地位，并防止他们进行破坏活动就行了。不管这个教义有什么政治上和（对智力逊常者）精神疗法上的优点，它甚至不是健全的社会主义。因为任何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他善自检点并想要得到认真的人的认真对待，他会承认有关资产阶层有良好品质和成就的许多事实（它与这样的教义是不相容的），并继续争辩说，资产阶级的高阶层根本不会成为牺牲品，正相反，他们也要从制度的镣铐中解放出来，这个制度从道德上压迫他们，一点不亚于它从经济上压迫群众。从这个符合马克思教导的立场来看，就接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分子的合作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有极大关系。

    那么，这个问题的要旨是，这里有一个阶级，依靠产生这个阶级的选择过程，它积贮超常品质的人才， (3) 因之成为国家的资产，任何社会组织使用它都是合理的。单是这一点的含意就不止是不该消灭这个阶级。此外，这个阶级正在履行非常重要的职能，这个职能今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一定要完成的。我们已经知道，资产阶级过去和现在实际上与全部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成就有因果上的关系，与资本主义时代除因劳动人口增长而造成的部分经济成就以外的经济成就，也就是说与寻常称为劳动生产率（每人/小时产量）的全部增加有因果上的关系。 (4) 这种成就反过来与具有独特效率的奖惩制度有因果上的关系，而这个制度是社会主义必定要消灭的。所以问题在于，一方面能不能把资产阶级财富用来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履行的而社会主义必须从它手里取走的那些职能，能不能由其他集团来履行，或者用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方法来履行，或者由其他集团用不同的方法来履行。

    Ⅲ．官僚机构管理问题

    合理使用资产阶级人才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权感到最最困难的问题，而断言这个问题将成功地解决要有一定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这主要并非由于问题内在的困难，困难在于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问题的重要性和以合理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它。上边提到的关于资本家阶级的本性和职能的教义本身就是强烈憎恶这样做的征兆，而且可以把它看做是拒绝这样做的心理和技术准备。这是不必惊奇的。个别社会主义者，不管他是自由作家还是党的领导人，或者是公务人员，都天真地但自然地把社会主义的来到看做他 掌握政权的同义语。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化意味着“我们”准备去接管。撤换现在的经理人员是这出戏的重要也许是最为重要部分。我承认，在与好斗的社会主义者交谈中，我常常感到怀疑，如果社会主义政权由另外一些人治理，不论在其他方面管理得如何完善，他们中某些人甚至大多数人是不是真正胜任者。我必须立即加上一句：另外一些人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 (5)

    问题本身的解决，首先要求允许资产阶级人才去做他的才能与传统有资格做的工作，因而选择经理人选采用的方法要以胜任为原则，不可歧视以前的资产阶级人士。这样的方法是可以设想的，有些方法甚至比大公司时期运用的资本主义方法更好。但是被允许做他的工作所涉及之事比任命给他一个适当位置范围更大。当被这样任命时，他必须被授予他职责范围内行动的自由。这就引起经济生活官僚化 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许许多多反社会主义说教的主题。

    我这个人不能想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组织能采取不是一种庞大而包罗万象的官僚机构的任何形式。我能够想象的每一种其他可能形式必将招致失败和垮台。但肯定地说，这种形式不会使那些了解经济生活————甚至一般生活————的官僚化已经走得多远的人和那些懂得如何理清环绕这个主题的闲言碎语的人感到惊恐。如对“垄断”的情况一般，这些闲言碎语有许多牢牢印在我们的心中，它们有它们的历史根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断言自己主要是通过与由君主制官僚机构代表和执行的封建权力进行斗争而崭露头角的。使商人和制造商感到烦恼和受愚蠢干预的大部分事情，在资本家阶级的集体思想里是与官僚机构或文官机关有联系。这样的联系是长期不会泯灭的事情；这件特定的事情证明已如此深入人心，以致甚至社会主义者本身也害怕这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并时常一反常态，向我们保证，在他们计划中首先要根除的就是官僚政权。 (6)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能看到，官僚政治对民主政体不是阻碍，而是不可避免的补充。同样，官僚政治对现代经济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补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它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但认识全盘官僚化的不可避免性并不能解决由官僚化引起的问题，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说明困难的内容。

    消灭我们专门强调的利润和亏损动机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此外，感觉到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支付自己钱财的责任心无论如何正在消逝（虽然消逝得不像一相情愿思想叫我们相信那么快），而存在于大规模公司中的那种责任心无疑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新出现（见下文）。官僚机构或文官制度特有的选择领导人的方法；不一定像有人常说的那样缺乏效率。文官制度的任命和晋升的规则并非没有可观的合理性。这些规则有时在实践中做得比在纸上表明的还要好：特别是机关里对某人的共同意见，如果得到适当的重视，的确对有才干的人有利————至少对某一类型有才干的人有利。 (7)

    另一个问题要重要得多。官僚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散布的精神气氛，无疑常常对最积极的人施加消极的影响。这点主要由于官僚机器中固有的调和个人积极性与机器运行机制的困难。这部官僚机器生产的东西常常很少鼓舞人的积极性，更多的是窒息人的积极性的邪恶企图。因为这样，结果会产生令人感到挫败和空虚的感觉，它转过来又引导出对别人努力作摧残性批评的心理习惯。当然事情不一定是这样；许多官僚更加熟悉他们的工作从而提高效率。可是避免消极作用是困难的，没有克服消极面的简单药方。

    但是，把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安插在机器的适当位置上并改造他们的工作习惯并不困难。我们以后会了解，至少在社会主义化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精神上接受事物的社会主义秩序，思想上把忠诚转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是可能满足的，自然不需要政治委员来遇事掣肘和动辄申斥。那时为了取得前资产阶级分子的最好表现，只要合理对待他们，正像对待任何别种出身的经理人员一样，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所谓合理对待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已由某些社会主义权威人士十分理智和十分心平气和地作过回答，这里只要对几个重点作极为简略的评述就够了。

    我们最好从一开始就承认，完全信赖纯粹的利他主义的责任感就和全盘否定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一样，是不现实的。即使为与责任感同类的各种不同情操（如从工作和指导中获得的满足感）留出充分余地，某种酬劳制度，至少如社会重视和社会威望这种形式的酬劳制度，大致上可以证明有良好效果。一方面，普通的经验告诉我们，很难发现一个男人或女人，不管有多么高尚的胸怀，他或她的利他主义或责任感能够完全不沾那种一己利益（或者你愿意这么说），能够完全不沾他或她为突出自己的虚荣心或愿望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构成这种感情上常常很明显的事实基础的态度，显然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深的根源，它属于任何社会集团内的生活逻辑。所以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害人虫侵染他们的灵魂扭曲他们的“自然”本性这些话来对付这个事实。但对待这种类型的个人自我主义，以便利用它为社会服务是很容易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处于这样做的特殊有利地位。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人表现的社会重视或社会声望带有强烈的经济内涵，因为根据资本主义标准，金钱收益是成功的典型标志，又因为大多数构成社会声望的东西————特别是所有经济利益中最微妙的东西：社会身份 ————必须购买而得。这种私人财富的声望和特殊价值当然一直得到经济学家的承认。并无极好预见能力或洞察才能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看到这一点。很清楚，在促使非凡表现的刺激物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种。

    第二篇中业已指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倾向于削弱其他动机同时削弱冀望财富的动机。因而社会主义对现在形成最高阶层的人们的生命价值，不需像100年前那样作差不多郑重的估价。此外，声望动机比任何其他动机更能用简单的改变条件的方法塑造出来：有重大成就的人可以用允许他们在裤上钉上一分钱硬币那么大的徽章的特权————如果用隆重的节约方法授予————可以想象将使他们满足得像一年收入一百万。这不是不合理的。因为，假定这一枚徽章足以深深影响环境，使周围的人对裤上别徽章者另眼相看，它给予他许多好处，为了这些好处，正是他目前珍视一年一百万的缘故。这个论点没提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做法不过是恢复过去曾广泛使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一种手段。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托洛茨基本人接受过红旗勋章。

    至于实际收入的优待，首先应该看到，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对待现有社会人才问题，与刺激积极性完全是两码事。正如赛跑的马和角斗的牛都得到人们衷心感激的注意，如果把这种感情给予每一匹马和每一头牛，那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要使经济合理性的规则普遍施行的话，必须对作出非凡成绩者给予优待。当然可以不这样做，社会可以选择实施排除这种做法并拒绝像他们看待机器一样地看待人的理想。经济学家对此有权利说的只是：社会不应该一意孤行而不顾这样的事实，即这些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相当重要。许多高得足以引起非难的收入给予收受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包括社会身份和免受小麻烦侵扰————并没有超过让他们保持适合于干他们在干的工作的程度。

    只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就能同时解决（至少部分解决）提供纯经济刺激问题。但是我想，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大大超过由赛跑的马和机器强加的界限，取得巨大的收益，这又是推理力问题。这样做的理由又一次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对行为的观察，另一方面来自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资本主义未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社会可以从优待人才上获益的主张是资本主义条件的产物。这个主张是社会上进行有价值努力的推进器。倘若这个主张被否定，那么所有的满足机会和效果就要比它们原来可以达到的小了，虽然不可能说出小了多少。虽然当社会主义接管后，经济过程越稳定，这个要素的重要性就越小。

    这样说并非意指，为了对这种刺激作用的可能性作公正的评价，名义收入必须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在目前，收入包括税收、储蓄等等。这些项目的消失本身就足以剧烈降低名义收入的数字，这点是我们时代小资产阶级心理很不愿意的。此外，我们已经知道，高收入阶层的人们越来越受到较简朴思想的熏陶，事实上他们正失去大部分（声望动机以外的）希望保持过去支持他们过豪华生活那种开支的收入水平的动机；到可以预期社会主义即将成功时，他们的思想将更加谦虚。

    很自然，经济上的法利赛人还会因神圣的恐怖而举起双手。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请求指出，慰抚他们顾虑的办法早就准备停当。这些办法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但在俄国有巨大的发展。它本质上等于是支付实物结合大方地供给现金，总起来被认为是适当履行某项任务的代价。在大多数国家里，高级官员的薪给是很微薄的，常常低到不合理程度，重要的政治职位大多数只领取装饰性的极少的现金薪给。但至少在很多事例中，微薄的薪金部分地（在某些事例中充分地）得到种种补偿，不但有荣誉上的补偿，而且还有配备由政府支付工资人员的官邸，“官方”招待客人的津贴，使用旗舰和游艇，担任国际任务或在军队司令部供职的特别供应等补偿。

    Ⅳ．节约和纪律

    最后，资产阶级现在交卸的，必然由社会主义政权从它那里接收过去的职能将怎么样？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讨论节约和纪律。

    关于前者，它几乎全部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它的上层履行的职能。我不打算争辩说，节约是不必要的或反社会的。我也不打算要求读者信赖各个同志的节约习性。用不着忽视同志们的贡献，但是除非把社会主义经济想象成半静止的，否则这些贡献是不够的。如我们看到，中央当局可以通过直接配置部分国家资源用于建造新工厂和新设备，能够做到现在由私人节约所做的一切，而且效率更高。俄国的经验可能在许多问题上不是结论性的，但在这点上却是结论性的。俄国强制实行艰苦和“禁欲”，这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从来没有实行过的。在经济发展比较进步阶段，为了取得资本主义速度的进步，没有必要强制实行类似的严格手段。要是资本主义先辈达到了半静止阶段，甚至自愿的节约也足够了。这个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但它又一次表明，不同的形势需要不同的社会主义，而田园式社会主义只有经济进步被认为无关紧要，在那种情况下经济标准不再受重视，或者经济进步在先前虽受重视，现在则认为早已过时，到将来更毫无价值，此时才能成功。

    至于纪律：在经济机器的效率和统驭雇员的权力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商业社会利用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使雇员隶属于资产阶级雇主。这个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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