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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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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战胜外国人，因为地方部队可以对付少数西方军舰发动的进攻，而中央政府则能够粉碎外国人的主力攻势。[95]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战精神，但它直到70年代才活跃起来，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活跃团体，即坚定不移地鼓吹主战的对外政策的“清流党”。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力量软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则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他们的领袖是有势力的保守派、军机大臣和皇帝的师傅李鸿藻（1820——1897年），如郭嵩 焘所指出，此人在80年代初期主张同时在东部与日本作战，又在西部与法国作战。[96]
张之洞是这个团体的著名成员。在70年代末的伊犁危机期间，他极力敦促朝廷对俄国采取强硬的战斗立场。在列举了应拒绝1879年崇厚签订的条约（见第二章）的十点理由以后，他力主积极进行战备，包括招募西方雇佣兵。当1883年中法战争在沿海地带迫在眉睫时，张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顾虑，准备作战，即使中国军事力量不如法国也在所不惜。为什么？他指出，因为“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97]。同样地，清流党的其他成员如张佩纶、邓承修、陈宝琛、黄体芳、吴大澂、盛昱、刘恩溥和李慈铭也拥护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采取主战的行动路线，特别对俄国、日本和法国更应如此。他们藐视俄国的落后，法国的软弱，日本的贫穷。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这些主战的“清流党人”相同的观点。例如，80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类观点评议过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断言，上策是同夷人进行总体战，完全消灭他们；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势。他继续说道，至于模仿夷人，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政策。他进一步阐述了进行战争的详细的军事战略。例如，中国军队决不应该大规模集结，以避免夷人强大炮火的攻击。但是，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国情况，所以他的军事建议大部分远离实际。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他建议中国应该在沿海地区开挖沟渠，以阻止西方骑兵的流窜。[98]
应该承认，主战派观点并不曾始终占上风，何况中国又不是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者。而且某些主战论者如张佩纶和吴大澂都在战场上出了丑。然而主战的保守派必须对清廷之赞助不现实的政策和感情用事这一情况负主要责任。归根到底，他们促使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爆发。如果不否认朝廷政策中这个有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会认识到它的主战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坚持文化主义
除排外主义以外，中国对外政策的观点也同样受到士大夫们在思想上强烈地遵奉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正统————的影响。曾国藩在其声讨太平天国的著名檄文中，号召当世文人学士们与他一道保卫孔孟传统的中国文化遗产。清廷为了力图使政教合一的体制永世勿替，也强调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来提倡儒术。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给1898年湖南反对改良的运动提供了支持（见第五章）。
这种文化意识表现在保守派对外交的看法上。王闿运在获悉郭嵩焘出使伦敦以后，于1876年致函郭嵩 焘，建议他把孔子学说传播到英国，因为英国尚无儒家学者赏光过。同样，一位著名的翰林怀疑曾纪泽的外交能力，因为曾纪泽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99]那么，为什么儒家学说与对外政策的观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虽然儒家学说包含种种复杂思想，但是其中两种思想特别与这个问题有关。
华夷之辨
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明华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国文明的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只有文明和野蛮，凡非文明就是野蛮。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100]因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本身。孔子在论及齐国著名宰相管仲时，他的头脑里就有华夷之辨的概念。虽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轻视管仲，但他赞誉管仲保卫中国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01]清初爱国主义者王夫之即以此观点发议论说，汉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换代，而蒙古之灭宋则意味着尧舜禹汤等儒家圣贤教导所体现的文明本身的毁灭。[102]
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称夷狄为不行仁义，不遵圣化的人。中国人关于蛮夷的这种概念，其源盖出于中国与其北边诸游牧民族的长期冲突的经验。这些亚洲腹地的民族被认为贪诈和反复无常。由于这是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时的背景，所以大多数士绅也把西方人当作蛮夷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60年代招募外国军官打太平军与捻军时，王炳燮称这是“回纥助顺”，即比之于8世纪中叶回纥人帮助唐朝镇压安禄山叛乱之事。由于同样原因，李慈铭在评论1870年天津教案时写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像10——12世纪中国和蛮夷之间的关系一样，那时宋朝正面临着北方夷狄辽国的威胁。[103]
这种视西人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对建立总理衙门的活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清廷在1861年以前没有设立外事机构，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以朝贡制度为依据，已由好几个国家机构在处理。理藩院处理同俄国以及同北方边境的事务。李慈铭在得知即将设立总理衙门以后，硬说这不合体制。他建议代之以在理藩院内部设立一个由恭亲王率领的新部门，以处理和西方人的关系。[104]
同样，许多文人学士也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认为办外交事务有失他们的身份。军机大臣阎敬铭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外交事务。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以后，他的许多朋友感到沮丧。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去蛮夷之邦，李慈铭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一事实感到伤心：“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105]在70年代末，李慈铭还继续谴责中国派遣外交人员出国。
然而，按照大多数儒家学者的意见，正是这些夷人威胁着文明的存在。允许传教士到内地去的天津条约，使许多绅士感到惊恐。例如，夏燮担心这是圣人教诲完蛋的开始。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叹说：中国数千年文明礼义之邦，即将沦为夷狄之国。呜呼！[106]
王炳燮在60年代写道，虽然任何时候都发生过政治动乱，但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却是严酷的，因为它可能使中国沦为野蛮之域。因此，外国的影响要比洪水猛兽更危险。他问道，一个人还能面临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局势吗？当同文馆的课程要列入天文和数学以外的科目时，许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铭和杨廷熙）都反对这种西学，因为他们担心作为文明先锋的孔门弟子也会被夷人同化。[107]
人禽之辨
儒家学者还有满脑子人禽之辨的思想。按照儒家学说，一个人只有品行端正才能称为人。人的行为应该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羞耻之心。特别是他应该遵行圣人的教诲，包括三纲在内。这就是人必须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的真谛。另一方面，禽兽是残忍机诈的，一心只求满足自己的肉欲。如果某个人的特点表现在这些属性上，则他在道义上不配做一个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禽兽。
因为野蛮和禽兽不属于文明的范围，这两个字眼常常可以互用。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似乎已经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种动物。用狄、蛮和其他名词称呼野蛮部落，这些汉字的部首都是指动物的。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关系部分地建立在这种荒诞的说法上面。正如骨头和大棒政策把夷狄当作狗一样，羁縻政策又把他们视作牛马。严格说来，禽兽比夷狄更坏，因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兽则不可救药了。
因此，儒家的学者们非常强调遵奉“名教”这一儒家的道德准则。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神圣核心是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等级关系。有势力的保守派李鸿藻为一个以体现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应如何遵守正确的亲子关系作出了榜样。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亲去世。他向朝廷请假27个月，以便遵制丁忧。8月18日，两位皇太后鉴于李鸿藻身为军机大臣和皇帝师傅，负有重任，准他一百天假，让他居丧，随后他必须复职，但不必参加规定的早朝。五天后，李鸿藻重新上奏，指出一个高级官员特别应该遵守圣人的教诲。李鸿藻继续说，如果他背离了圣人的教诲，他就枉为人子，就这一点来说，也不配做一个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另给了他一些特权，包括在以后的27个月内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参加早朝和朝廷喜庆节日典礼。三天后，李鸿藻再次提出申请，坚持他原来的要求。他坚持说，如果不遵制丁忧，不仅会使他成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损于朝廷声誉。因为他的第三次尝试也没有说服朝廷，官方的100天假期届满后，他便借口养病，拒不上班。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27个月丁忧期满以后，他的所谓疾病也“痊愈”了，并开始上班。李鸿藻坚持按儒家教义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为他坚持为之守制的那个妇女只是他的养母。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时，他又守制27个月。[108]保守派的官员包括倭仁、徐桐和许多御史都普遍赞扬他从严遵守儒家传统的行为。
许多重视传统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纲的西洋人的影响，人禽之辨很快就会泯灭。他们争辩说，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领袖，胜过忠于他们的政治领袖，他们相信圣灵感孕的基督教义，这无异于公然否认自己的生父。孟子在指责墨翟和杨朱时说过，无父无君无异于禽兽。同样地，这些学者也认为西方人与禽兽无异。的确，他们的著作经常说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109]
这些道学夫子们进一步地发挥说，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西洋人实际上禽兽不如。首先，禽兽不管对父亲如何不孝，尚对母亲有感情，而耶稣甚至不认母亲。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灵活现地把基督教徒描写成性行为反常和男女乱交的人（见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册子神乎其神地问道：“他们岂非禽兽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仅不孝敬父母，而且开矿山、修铁路和架电报线来破坏祖坟。总而言之，因为西方人禽兽不如，湖南学者王闿运便把他们比作“物”，即无感情、无生命的东西。60年代一本排外小册子警告说，尽管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人仍在信奉和实行这种堕落的西方宗教活动和技艺计划。[110]
保守主义的影响
虽然晚清的保守主义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数士大夫却以道德——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依归。这种中国的文化主义结合着学究式的主战性，有它独一无二的特点。比较大胆的自强计划最后都受到滞碍或者拖延很久才被采纳，甚至像王闿运和王先谦等人虽然赞成这些目标，但不愿意“改制”。1884年以后张之洞改变了他的态度，从保守主义变成实行洋务，他的应付变动时代的计划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这一历史悠久的儒家原则。
不仅京城官员，而且各省督抚都明显表现出保守主义。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桢、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积极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刘坤一和李瀚章等，则对西方技艺采取非常冷淡的态度。李鸿章以前的将领之一刘秉璋1886——1894年任四川总督时，公开反对引进西学。中国文化的惰性还表现在一些关于改革的重要书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这一事实上。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版，1847年和1852年经过修订，但是直到1858年才呈交御览。那一年，王茂荫建议此书由官方重新刊行未准。另一类似例子则是冯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庐抗议》文集，此书直到1889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绪帝阅读。[111]
保守派官员，特别是御史们，攻击重实效的各级改革派。他们当然批评了最有影响的改革派，例如恭亲王、曾国藩和李鸿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没有逃脱他们的攻讦。例如，李慈铭大肆诋毁的人包括外事专家马建忠、李凤苞和陈兰彬，以及企业家唐景星、徐润和盛宣怀：他把所有这些人一概贬斥为卖国贼和“小人”。另一个例子是丁日昌。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与外国人打过交道，又与1866年的潮州危机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牵连，他在保守派中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的批评使得他在1878年55岁时就过早地辞去福建巡抚之职而引退。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从1885年起在该岛实行大胆的现代化计划，但是保守派官员使得他于1891年被罢了官。
没有一个改革派受到过像郭嵩焘所受的那种猛烈的攻击。1876年他到英国担任公使时，文人学士们讽刺他离开圣人的国度去为洋鬼子效劳。他的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房子。他本来计划写一部关于自强运动和现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进一步批评，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1877年总理衙门发表他的赞扬西方文明的日记时，有人就说服朝廷销毁印版。郭嵩焘理直气壮，最初拒不屈服。在他从伦敦寄回来的报告中，他赞扬西方的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弹劾，被指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国文化传统。他终于向压力屈服，于1879年辞职，结束了他的外交前程。回国以后，他引退，径返湖南故乡。刘坤一建议委派郭嵩焘到总理衙门工作，但是由于两位有实权的保守派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此建议未能实现。[112]
恭亲王论及自强计划进展缓慢时，指出保守派的反对是个重要原因。他的评论为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所证实。1876年外国人兴办的小小的上海——吴淞铁路线，次年被中国官员收买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由于保守派批评家的反对，于1877年夭折。刘铭传1880年上疏建议修筑从北京至清江浦的铁路，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但是满脑子传统思想的御史和翰林先生们提出的论据说服了朝廷，使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修筑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这一引起争论的计划，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败的命运。[113]其他一些自强计划，例如矿山、电报、轮船航运和技艺学校，都受到了同样的反对。[114]
民族意识的出现
虽然民族主义作为广泛的运动直到90年代才在中国出现，但是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却早在60和7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许多开明人士，特别是沿海一带开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郑观应）的排外情绪与其说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由民族主义的感情激发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识的出现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官场中，对于国家主权的意识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明显象征。在通商口岸，与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是商业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民族意识是随着由来已久的中国中心主义的逐渐破产而开始出现的。
中国中心主义的崩溃
19世纪下半期，中国中心主义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影响。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数有心改革的绅士们不再把外国人比作禽兽。40年代和50年代，包括像林则徐和龚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书写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70年代以后这种写法就显著减少了。除了像羁縻一类的陈词滥调以外，郭嵩焘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都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
中国中心主义日益减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愈到后来就用得愈少。（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魏源在50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夷”。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40和50年代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70和80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称为“洋”了。[115]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中。1861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770——前221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类比。到1894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772——前481年）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组成，就像19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116]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这种类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了一个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弱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117]
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国家。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118]
经济民族主义
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贸易政策是中国从1840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政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为之苦恼起来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传统名词“利权”（必须与现代名词“权利”区别开来）最初用于像税收、盐业专卖与漕运等官办事务。但是，1862年李鸿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以后，这个名词便用来表示政府对于外国人力图控制的经济和财政事务的行政权力。[119]后来李鸿章设立中国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复“利权”，即恢复经济控制。
丁日昌拒绝俄国、英国和美国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以后，在60和70年代又以同样的言辞坚持说，这种现代企业应该由中国经营。1877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铸造银元的权利也是主权国家的“利权”。鉴于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他极力主张中国收回这种“利权”。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们强烈感到采矿权不应该落入外国人手中。以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敏感的。[120]
根据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由于外国人控制清帝国海关，这种“利权”也已经丧失给他们了。为了收回这种“利权”，郑观应建议应该任命中国人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员税务司。郑观应继续说，中国在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替了担任日本海关税务司的外国人。在邓承修看来，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事应给予严厉的指责。因此，他建议这个职位应该由两个人担任，一为中国人，一为洋员。1886年曾纪泽还给总理衙门写信，强烈要求撤换赫德。陈炽在90年代初期猛烈攻击赫德，谴责他腐化，不正当地保护外国商人和干涉中国的关税章程。他也要求以中国人替换赫德。[121]
鉴于西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蚕食，通商口岸开明的高级官员和爱国商人不久开始议论要同外国人进行“商战”。“商战”一词1862年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信中，不过那时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应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次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中国商人配备了现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丁日昌继续说，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如果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自然会离开中国。这样，中国不需动武就能逐出外国人。1876年李璠向清帝强调扶助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他在这里便使用了曾国藩的“商战”一词。1879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122]
在沿海一带努力建立轮船企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同西方进行商业竞争的志气。容闳和许道身因爱国有心并且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68年他们试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国轮船招商局却于1873年办了起来。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与西方轮船公司作竞争。招商局两位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于“商战”有极其清楚的认识。1874年他们给股东的报告提到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公司可以依靠漕粮运输；第二，它的管理费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国商人托运的货物。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规定在股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贯，证券依法不能转卖给外国人。[123]
在论述“商战”问题的人士中，以郑观应所论最为完善，他成了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倡议人。到19世纪70年代末，郑观应已经详细论述了商业和海运方面的竞争。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来的诸版中（1884——1893年），他越来越强调利用商业作为武器的必要性。当高级官员专心致力于军事自强计划时，郑观应则认为商业和工业在应付变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辩论说，因为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郑观应说，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实际上，整个国家都是这种政策的后盾，因为外交谈判也好，军事冲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扩大贸易。而且，西方国家虽然利用商业作为武器，使某些地区成为其殖民地，但这种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缓慢的性质，几乎不使受害者感到惊慌。因此，中国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反应快，而对西方的经济蚕食则反应慢。实际上，中国由于贸易逆差，受到了它与西方的商业关系的严重伤害。郑观应声称，这样一种经济压榨比割地赔款为害更大。既然外国经济侵略具有这样有害的性质，中国应该怎样反击呢？
郑观应说，中国必须在三个关键领域赶上西方。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采矿和农业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金税。在商战方面，它将在两条战线进行，即增加中国的出口和减少中国的进口。为了减少进口，他主张中国制造现代商品和种植罂粟。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进生产茶叶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丝厂。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在理论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底层。特别是，应该把商人看作绅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
郑观应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自然会回国去。与有争论的和花钱的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条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郑观应举出了日本近代史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初，日本和中国一样，遭受外国剥削。但是，自从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认真地同西方进行竞争以后，它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实际上还能从中获利。郑观应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124]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125]
“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战”的政策相类似的战争策略。为了达到利用商业作武器的目的，在19世纪末需要有更广泛的结构：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交换、贸易章程、海关税率、条约、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外交使团出国。
国家主权观念
经济民族主义因政治民族主义而加强，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国家主权的意识上。为了保持这种主权，均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因为1860年以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商务和谈判日益频繁，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每个国家享有平等主权）的观念。但是，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受到了损害。条约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国处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国人在谈判中总按照条约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益，他们又总是抓住不放的。中国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束缚。人们有感于此，终于产生耻辱心情，这便使人们进行具体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强烈地引起中国注意的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自19世纪40年代实行治外法权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样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如果外国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们企图保留这种权利，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外国人和围绕治外法权的纠纷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郭嵩焘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1877年他请清帝尽快废除这种权利，次年他和索耳兹伯里勋爵讨论过这个问题。80年代中期，他的继任人曾纪泽强烈要求总理衙门积极正视这个问题。他在题为《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要求中国人尽快取消治外法权。事实上，郑观应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经批评了西方人的法律权利。[126]
虽然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思想，但是最初没有中文专门名称。王韬是最初提到它的学者之一，他使用了“额外权利”这样的说法。但是，黄遵宪使用的“治外法权”成了它的标准名词。90年代初期，陈炽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列举了治外法权给中国造成的有害影响，要求以公义之名废除它。[127]
正是这种渐渐炽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国的法律制度。郭嵩焘在1877年，何启和胡礼垣在1887年，郑观应在1892年，宋育仁在1895年都认为，传统的中国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严。此外，由于权绅的干预，法律也不能严格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争辩说，甚至中国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国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国法律。因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条件，废除斩首和肉刑，用劳役代替监禁。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只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128]
与中国主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规定的关税税率问题。1878年，即最初的条约关税税率确定以后33年，御史李璠论述了进口关税率太低及其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80年代，曾纪泽就英国进一步干涉中国关税章程问题，向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过抗议。1889年曾纪泽在和日本驻华公使讨论中国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条约时，指出获得关税自主应该是两国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1884——1892年间郑观应曾三番五次评论过这个问题。他论证说，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如何，首先应该有权控制自己的关税率。他明确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保护关税方针。[129]
另一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是最惠国特权。这是1843年与英国签订的虎门附约第一次承认的。从此以后，它成为条约制度中的普遍特征，使中国权利受到巨大损害。1879年曾纪泽在英国和巴西驻英公使谈话时，抱怨最惠国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说明中国迫切希望从条约中废除此款。同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讨论了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他认为它们是条约里最有害于中国的两条条款，主张应设法予以废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论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已由李鸿章转送给总理衙门考虑。[130]
国际法（主权国家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到了。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把瓦特论文中的国际法部分摘译出来，但是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国际法著作。1862年丁韪良着手翻译沃顿的《万国公法》，总理衙门经过仔细校订，在两年后予以出版。恭亲王和文祥对此书评价甚高，分送了300本给地方当局参考。掌握了这种新知识以后，恭亲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国领水的丹麦船只。另一个例子是1875年在解决马嘉理案件中引证了沃顿的著作。[131]
1869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以后，他和一些汉人与满人同事翻译了另外几种著作，包括布伦奇利的《国际法汇编》、伍尔西的《国际法研究导论》和国际法研究所编辑的《战争法手册》。这些著作对一些官员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对国际法作了好评。伊犁危机期间，他在1880年上奏时，指出对崇厚的处分太重，应该按照国际法则来处理。同样，李鸿章引证国际法，强调两国之间即使爆发战争，彼此也不应该侮辱对方的外交人员。[132]
与翻译著作在中国官员中产生影响的同时，通商口岸的商人——学者直接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国际法知识。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改革派买办郑观应。[133]19世纪70年代他已高度重视国际法，以致他在其论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版本中，郑观应进一步论述了国际法的原则和用途。
马建忠70年代在法国研究国际法，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国际问题上给李鸿章提供过宝贵意见。1884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李鸿章派马建忠赴上海按照国际法安排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卖给美国旗昌洋行的事宜。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为这些轮船在战争期间没有受损失，战后按照原议由中国人买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启超、陈虬和涂儒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评论。[134]为了实行国际法，1893年陈虬倡议设立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他预言他的建议将在30年内成为事实。[135]
均势论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按照某些开明士大夫的意见，答案在于恰当地利用均势的原则。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的小小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19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因此，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
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1878年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发展史和实际价值。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该信预定呈交总理衙门（大概是由李鸿章送交）。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势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鸿章本人，他在70年代写道，日本人的到来虽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牵制西方在华势力的一种力量。80年代，为了阻止外国人的进一步侵略，他试图使西方在华势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士大夫中间继续有人鼓吹这种政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张之洞。[136]
李鸿章在他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这一原则。到1879年，他决定开放朝鲜，让它和西方进行贸易和开展外交。李鸿章在致一位朝鲜高级官员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历史即证实了西方互相牵制和平衡理论的价值。朝鲜面临日本的侵略，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李鸿章继续说道，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137]1880年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试图让一位正在东京访问的朝鲜官员牢记，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138]这表明西方国际体系的观念正被采用，以适应清朝对朝鲜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年，许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怀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内，建议朝鲜应该仿效比利时和瑞士这些欧洲小国，它们的独立由于均势的原则而得到大国的保证。[139]
曾纪泽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即开放中国的属国，让它们与西方列强进行贸易和外交。1883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加剧但还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时，曾纪泽极力主张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势政策。曾纪泽指出，这种“开门”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140]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强大到能抢走羊羔，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少数中国文人从1878年的柏林会议获得这种思想，那次会议迫使俄国让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从而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马建忠从巴黎写回一封信，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主权国家结盟而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答复是肯定的。70年代末他引证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结盟是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郑观应主张同美国结盟，张焕纶主张同英国结盟，这便是他们对结盟理论的应用。[141]
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40年代的“闭关”政策变成60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同时，60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60和70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40和50年代魏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像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70年代和80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90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个名词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142]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方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70和80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70年代以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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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章的作者们非常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但在引用时并没有全都特别注明。他们也感谢张灏教授和理查德·赖斯教授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2]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
[3]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4]《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页。
[5]《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页。
[6]《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页。
[7]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8]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6页。
[9]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461页；第6册，第491、535页。
[10]郭廷以等编：《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2——134页。
[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45页。
[12]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年序）。有一些用单行本出版。有七部现已遗佚，仅存书名。
[13]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506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第2期（1972年），第151——204页。
[14]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10——11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图志序》。也可参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学》。
[15]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抗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16]魂源：《海国图志》卷2，第2页。
[17]丁拱辰、龚振麟（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第2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页。
[18]魏源：《海国图志》卷84，第1——6页；卷85（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海录》卷1，第75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页。《史料旬刊》卷38，第398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第48页；卷63，第38——39页。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7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第48——49页。
[19]《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25页。
[20]《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4页。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1，第36页。
[21]蒲令裕：《粤东市舶论》，第2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22]《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第22页。
[23]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1，第31——32页。
[24]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第10期（1965年），第330——333页。
[25]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第1期（1941年），第1——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1，第19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26]《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21——22页；卷24，第36——37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1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27]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
[28]《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页。
[29]萧令裕：《英吉利记》，第1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10页。阿瑟·韦利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则提供了中国人对这次战争所做的动人心弦的报道。
[30]黄恩彤：《抚夷纪略》，第2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5页。
[31]黄钧宰：《金壶七墨》卷2，第2页。《史料旬刊》第38期，第40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第30页；卷5，第25——26页；卷9，第6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2，第4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3，第21——22页。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12，第3页。汤彝：《柚村文》卷4，第13——14页。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页。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3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9页。
[32]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页；第6册，第240、459——462页。
[33]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页。
[3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第33页；卷75，第28页。
[35]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569页；第5册，第531页；第6册，第543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页。
[36]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3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 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页。
[37]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3，第1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页。
[38]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第9页。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17——18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页。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3，第8页。
[39]夏燮：《中西纪事》卷17，第1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5，第6页。
[40]《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34页。
[4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1，第1页。
[42]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
[4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14、32、34、52页。
[44]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0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3页。
[45]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第4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吴云：《两罍轩尺牍》卷8，第18——19页。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第5页。薛福成：《海外文编》卷3，第8页。
[46]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0页。张裕钊：《溓亭文集》卷2，第5页。
[4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第25页。
[48]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卷9，第5——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39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7，第16——17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1——2页。汤震：《危言》卷1，第13页。
[49]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第12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1，第11——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第3——4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2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
[50]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3、34页。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2，第20页。
[51]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4页。
[52]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卷5，第528页。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第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8页。王韬：《韬园义录外编》卷3，第25页。关于西方影响使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
[53]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3——134、234——235页。
[54]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3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714页。
[55]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0、139页；第2册，第624、851、863——864、898——900页。关于郭嵩 焘论述安抚的原稿，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23页。
[56]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卷11，第10页。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12，第37——38页。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
[5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第1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259——1260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900页。
[58]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5——68、98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397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第32页。
[5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9——79页。
[60]《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95页。
[6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7——18页。
[6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8，第17页。
[63]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16页。《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卷8，第16页。
[64]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0，第49页。
[65]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87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55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9页。
[6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6页。我们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下文关于论述改革的许多材料。
[67]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41——45页。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2，第711——713页。
[68]《易经》卷1，第5页。《宋史》卷414，第10页。关于19世纪60年代清代政策较重要的研究，见芮玛丽《同治中兴》。
[69]《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第29页。
[70]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页。
[71]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34——36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43页。
[72]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第4期（1970年），第1——20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第10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李宗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第56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第1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4——25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7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2册（1974年12月），第729——777页。
[74]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这158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75]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7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59——60页。陈炽：《庸书·内篇》卷2，第2——3页。孙文：《国父全集》第5册，第4——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6——137页。
[77]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0——48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第1页。
[78]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34、277——283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第25页；卷79，第1——2页。
[7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页。
[80]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257——270页，特别是第260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页。
[81]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7、1580页。
[8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83]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页。
[8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页。
[85]王闿运：《湘绮楼文集》，第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5页。
[86]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5页。
[87]《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
[88]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期（1975年2月），第148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第130页。
[89]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3页。
[90]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4页。
[91]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页。
[92]《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页。
[93]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9页。
[9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5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1，第48、56页。
[9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1——12、26页。
[96]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89页。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延平：《清流党（1875——1884）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第40——65页。
[97]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4册，第518——519页。关于张之洞对伊犁危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43页。
[98]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30、41页。
[9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75——76页。
[100]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国，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载《提奥奇尼斯》杂志，第42期（1963年夏），第60——64页。
[101]《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82页。
[102]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5页。
[103]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95页。
[10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三日的记载，文中回顾了他在1861年的这条建议。
[105]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99、526页。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13，第15页。
[106]引自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1——22页。关于夏燮的观点，见他的《中西纪事》卷16，第6页。
[107]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1——3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洋务运动》第6册，第153——154页。
[108]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7——154、241页；卷2，第414页。
[109]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3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4页。
[110]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3页。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第51页。《海防档·天险》，第212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57页。
[111]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6页。王家俭：《魏源年谱》，第8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630页。
[112]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07、554、665、666、865页。
[11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19——20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54——56、76——78页。
[114]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第992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9、18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44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2——14页。
[115]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第6册，第508——509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页。
[11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66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9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第21页。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第9页。陈虬：《经世博议》卷4，第8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年集）卷1，第6、14、19、20、29页。陈炽：《庸书》卷8，第1——2页。
[117]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页。
[118]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
[119]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页。
[120]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45页。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12——120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7页。
[121]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页。
[12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44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62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5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123]《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39、144、147页。
[124]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8期第1——2册（1970年），第373——425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第35——43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第1页；卷2，第37页；卷4，第56——57页；卷7，第19页；卷8，第32、53页。
[125]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人的兴起》，载《商业史评论》卷44第4期（1970年冬），第446——459页。
[126]赫德：《中国问题论文集》，第68——69页。王家俭：《文祥对于世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期（1973年），第219——239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4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82、758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页。
[127]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5——26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第21——23页。陈炽：《庸书》卷7，第4页。
[128]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83——684页。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9页。
[129]《洋务运动》第1册，第11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1——3页；卷4，第9页。
[130]《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页。薛福成：《筹洋刍议》序，和第1——2页。
[13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3页。
[132]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5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74、863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14页。
[133]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1期（1969年11月），第15——22页。
[134]《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4——15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5、208页。1898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135]陈虬：《经世博议》卷4，第17页。
[136]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10——11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页。
[137]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5，第18——19页。
[138]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万国公法》（ 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势”一词。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177页。
[139]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页。
[140]同上书，第134页。
[141]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13——14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3页。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8页。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国家学会杂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页。
[142]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页。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战精神，但它直到70年代才活跃起来，因为当时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活跃团体，即坚定不移地鼓吹主战的对外政策的“清流党”。当务实的改革派强调中国的物质力量软弱时，这些年轻的、咬文嚼字而又没有经验的官员则强调中国的道德力量。他们的领袖是有势力的保守派、军机大臣和皇帝的师傅李鸿藻（1820——1897年），如郭嵩 焘所指出，此人在80年代初期主张同时在东部与日本作战，又在西部与法国作战。[96]
张之洞是这个团体的著名成员。在70年代末的伊犁危机期间，他极力敦促朝廷对俄国采取强硬的战斗立场。在列举了应拒绝1879年崇厚签订的条约（见第二章）的十点理由以后，他力主积极进行战备，包括招募西方雇佣兵。当1883年中法战争在沿海地带迫在眉睫时，张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顾虑，准备作战，即使中国军事力量不如法国也在所不惜。为什么？他指出，因为“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97]。同样地，清流党的其他成员如张佩纶、邓承修、陈宝琛、黄体芳、吴大澂、盛昱、刘恩溥和李慈铭也拥护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采取主战的行动路线，特别对俄国、日本和法国更应如此。他们藐视俄国的落后，法国的软弱，日本的贫穷。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这些主战的“清流党人”相同的观点。例如，80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类观点评议过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断言，上策是同夷人进行总体战，完全消灭他们；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势。他继续说道，至于模仿夷人，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政策。他进一步阐述了进行战争的详细的军事战略。例如，中国军队决不应该大规模集结，以避免夷人强大炮火的攻击。但是，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国情况，所以他的军事建议大部分远离实际。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他建议中国应该在沿海地区开挖沟渠，以阻止西方骑兵的流窜。[98]
应该承认，主战派观点并不曾始终占上风，何况中国又不是在对外战争中的胜利者。而且某些主战论者如张佩纶和吴大澂都在战场上出了丑。然而主战的保守派必须对清廷之赞助不现实的政策和感情用事这一情况负主要责任。归根到底，他们促使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战争爆发。如果不否认朝廷政策中这个有时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会认识到它的主战政策背后的本能和心理。
坚持文化主义
除排外主义以外，中国对外政策的观点也同样受到士大夫们在思想上强烈地遵奉中国文化————特别是儒教正统————的影响。曾国藩在其声讨太平天国的著名檄文中，号召当世文人学士们与他一道保卫孔孟传统的中国文化遗产。清廷为了力图使政教合一的体制永世勿替，也强调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来提倡儒术。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给1898年湖南反对改良的运动提供了支持（见第五章）。
这种文化意识表现在保守派对外交的看法上。王闿运在获悉郭嵩焘出使伦敦以后，于1876年致函郭嵩 焘，建议他把孔子学说传播到英国，因为英国尚无儒家学者赏光过。同样，一位著名的翰林怀疑曾纪泽的外交能力，因为曾纪泽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99]那么，为什么儒家学说与对外政策的观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虽然儒家学说包含种种复杂思想，但是其中两种思想特别与这个问题有关。
华夷之辨
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明华夷之辨。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国文明的标准来考虑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只有文明和野蛮，凡非文明就是野蛮。文明实际上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100]因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文明社会的本身。孔子在论及齐国著名宰相管仲时，他的头脑里就有华夷之辨的概念。虽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轻视管仲，但他赞誉管仲保卫中国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01]清初爱国主义者王夫之即以此观点发议论说，汉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换代，而蒙古之灭宋则意味着尧舜禹汤等儒家圣贤教导所体现的文明本身的毁灭。[102]
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某些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称夷狄为不行仁义，不遵圣化的人。中国人关于蛮夷的这种概念，其源盖出于中国与其北边诸游牧民族的长期冲突的经验。这些亚洲腹地的民族被认为贪诈和反复无常。由于这是中国与西方发生关系时的背景，所以大多数士绅也把西方人当作蛮夷的思想就不足为怪了。王炳燮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清政府在60年代招募外国军官打太平军与捻军时，王炳燮称这是“回纥助顺”，即比之于8世纪中叶回纥人帮助唐朝镇压安禄山叛乱之事。由于同样原因，李慈铭在评论1870年天津教案时写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像10——12世纪中国和蛮夷之间的关系一样，那时宋朝正面临着北方夷狄辽国的威胁。[103]
这种视西人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对建立总理衙门的活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清廷在1861年以前没有设立外事机构，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以朝贡制度为依据，已由好几个国家机构在处理。理藩院处理同俄国以及同北方边境的事务。李慈铭在得知即将设立总理衙门以后，硬说这不合体制。他建议代之以在理藩院内部设立一个由恭亲王率领的新部门，以处理和西方人的关系。[104]
同样，许多文人学士也从朝贡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关系，认为办外交事务有失他们的身份。军机大臣阎敬铭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处理外交事务。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公使以后，他的许多朋友感到沮丧。李鹤年和冯誉骥极力劝他不要去蛮夷之邦，李慈铭在他的日记里为这一事实感到伤心：“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山，真为可惜。”[105]在70年代末，李慈铭还继续谴责中国派遣外交人员出国。
然而，按照大多数儒家学者的意见，正是这些夷人威胁着文明的存在。允许传教士到内地去的天津条约，使许多绅士感到惊恐。例如，夏燮担心这是圣人教诲完蛋的开始。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叹说：中国数千年文明礼义之邦，即将沦为夷狄之国。呜呼！[106]
王炳燮在60年代写道，虽然任何时候都发生过政治动乱，但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却是严酷的，因为它可能使中国沦为野蛮之域。因此，外国的影响要比洪水猛兽更危险。他问道，一个人还能面临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局势吗？当同文馆的课程要列入天文和数学以外的科目时，许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铭和杨廷熙）都反对这种西学，因为他们担心作为文明先锋的孔门弟子也会被夷人同化。[107]
人禽之辨
儒家学者还有满脑子人禽之辨的思想。按照儒家学说，一个人只有品行端正才能称为人。人的行为应该符合人的“本性”，即要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羞耻之心。特别是他应该遵行圣人的教诲，包括三纲在内。这就是人必须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的真谛。另一方面，禽兽是残忍机诈的，一心只求满足自己的肉欲。如果某个人的特点表现在这些属性上，则他在道义上不配做一个人————实际上他是一个禽兽。
因为野蛮和禽兽不属于文明的范围，这两个字眼常常可以互用。在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似乎已经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种动物。用狄、蛮和其他名词称呼野蛮部落，这些汉字的部首都是指动物的。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关系部分地建立在这种荒诞的说法上面。正如骨头和大棒政策把夷狄当作狗一样，羁縻政策又把他们视作牛马。严格说来，禽兽比夷狄更坏，因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兽则不可救药了。
因此，儒家的学者们非常强调遵奉“名教”这一儒家的道德准则。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神圣核心是儒家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等级关系。有势力的保守派李鸿藻为一个以体现文化为己任的学者应如何遵守正确的亲子关系作出了榜样。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亲去世。他向朝廷请假27个月，以便遵制丁忧。8月18日，两位皇太后鉴于李鸿藻身为军机大臣和皇帝师傅，负有重任，准他一百天假，让他居丧，随后他必须复职，但不必参加规定的早朝。五天后，李鸿藻重新上奏，指出一个高级官员特别应该遵守圣人的教诲。李鸿藻继续说，如果他背离了圣人的教诲，他就枉为人子，就这一点来说，也不配做一个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另给了他一些特权，包括在以后的27个月内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参加早朝和朝廷喜庆节日典礼。三天后，李鸿藻再次提出申请，坚持他原来的要求。他坚持说，如果不遵制丁忧，不仅会使他成为“名教罪人”，而且，也有损于朝廷声誉。因为他的第三次尝试也没有说服朝廷，官方的100天假期届满后，他便借口养病，拒不上班。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27个月丁忧期满以后，他的所谓疾病也“痊愈”了，并开始上班。李鸿藻坚持按儒家教义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为他坚持为之守制的那个妇女只是他的养母。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时，他又守制27个月。[108]保守派的官员包括倭仁、徐桐和许多御史都普遍赞扬他从严遵守儒家传统的行为。
许多重视传统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纲的西洋人的影响，人禽之辨很快就会泯灭。他们争辩说，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领袖，胜过忠于他们的政治领袖，他们相信圣灵感孕的基督教义，这无异于公然否认自己的生父。孟子在指责墨翟和杨朱时说过，无父无君无异于禽兽。同样地，这些学者也认为西方人与禽兽无异。的确，他们的著作经常说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109]
这些道学夫子们进一步地发挥说，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西洋人实际上禽兽不如。首先，禽兽不管对父亲如何不孝，尚对母亲有感情，而耶稣甚至不认母亲。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灵活现地把基督教徒描写成性行为反常和男女乱交的人（见上卷第十一章）。有一本小册子神乎其神地问道：“他们岂非禽兽不如乎？”最后，西方人不仅不孝敬父母，而且开矿山、修铁路和架电报线来破坏祖坟。总而言之，因为西方人禽兽不如，湖南学者王闿运便把他们比作“物”，即无感情、无生命的东西。60年代一本排外小册子警告说，尽管令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人仍在信奉和实行这种堕落的西方宗教活动和技艺计划。[110]
保守主义的影响
虽然晚清的保守主义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数士大夫却以道德——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依归。这种中国的文化主义结合着学究式的主战性，有它独一无二的特点。比较大胆的自强计划最后都受到滞碍或者拖延很久才被采纳，甚至像王闿运和王先谦等人虽然赞成这些目标，但不愿意“改制”。1884年以后张之洞改变了他的态度，从保守主义变成实行洋务，他的应付变动时代的计划仍然包含“有德之人治之”这一历史悠久的儒家原则。
不仅京城官员，而且各省督抚都明显表现出保守主义。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桢、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积极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刘坤一和李瀚章等，则对西方技艺采取非常冷淡的态度。李鸿章以前的将领之一刘秉璋1886——1894年任四川总督时，公开反对引进西学。中国文化的惰性还表现在一些关于改革的重要书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这一事实上。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版，1847年和1852年经过修订，但是直到1858年才呈交御览。那一年，王茂荫建议此书由官方重新刊行未准。另一类似例子则是冯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庐抗议》文集，此书直到1889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绪帝阅读。[111]
保守派官员，特别是御史们，攻击重实效的各级改革派。他们当然批评了最有影响的改革派，例如恭亲王、曾国藩和李鸿章。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没有逃脱他们的攻讦。例如，李慈铭大肆诋毁的人包括外事专家马建忠、李凤苞和陈兰彬，以及企业家唐景星、徐润和盛宣怀：他把所有这些人一概贬斥为卖国贼和“小人”。另一个例子是丁日昌。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与外国人打过交道，又与1866年的潮州危机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牵连，他在保守派中越来越不受欢迎。他们的批评使得他在1878年55岁时就过早地辞去福建巡抚之职而引退。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从1885年起在该岛实行大胆的现代化计划，但是保守派官员使得他于1891年被罢了官。
没有一个改革派受到过像郭嵩焘所受的那种猛烈的攻击。1876年他到英国担任公使时，文人学士们讽刺他离开圣人的国度去为洋鬼子效劳。他的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企图毁掉他的房子。他本来计划写一部关于自强运动和现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进一步批评，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1877年总理衙门发表他的赞扬西方文明的日记时，有人就说服朝廷销毁印版。郭嵩焘理直气壮，最初拒不屈服。在他从伦敦寄回来的报告中，他赞扬西方的技术、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由于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弹劾，被指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国文化传统。他终于向压力屈服，于1879年辞职，结束了他的外交前程。回国以后，他引退，径返湖南故乡。刘坤一建议委派郭嵩焘到总理衙门工作，但是由于两位有实权的保守派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此建议未能实现。[112]
恭亲王论及自强计划进展缓慢时，指出保守派的反对是个重要原因。他的评论为中国铁路发展的历史所证实。1876年外国人兴办的小小的上海——吴淞铁路线，次年被中国官员收买并立即拆除。丁日昌的铁路建筑计划，由于保守派批评家的反对，于1877年夭折。刘铭传1880年上疏建议修筑从北京至清江浦的铁路，李鸿章支持他的建议。但是满脑子传统思想的御史和翰林先生们提出的论据说服了朝廷，使朝廷终于放弃了这个计划。修筑从天津至通州的铁路这一引起争论的计划，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败的命运。[113]其他一些自强计划，例如矿山、电报、轮船航运和技艺学校，都受到了同样的反对。[114]
民族意识的出现
虽然民族主义作为广泛的运动直到90年代才在中国出现，但是它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却早在60和7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许多开明人士，特别是沿海一带开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郑观应）的排外情绪与其说是出于文化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由民族主义的感情激发而成。零散的民族意识的出现既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在官场中，对于国家主权的意识和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采用均势的理论，是政治民族主义的明显象征。在通商口岸，与西方进行商战的思想，是商业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民族意识是随着由来已久的中国中心主义的逐渐破产而开始出现的。
中国中心主义的崩溃
19世纪下半期，中国中心主义在文人绅士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影响。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数有心改革的绅士们不再把外国人比作禽兽。40年代和50年代，包括像林则徐和龚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书写西方国家的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70年代以后这种写法就显著减少了。除了像羁縻一类的陈词滥调以外，郭嵩焘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都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
中国中心主义日益减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愈到后来就用得愈少。（与英国续订的天津条约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魏源在50年代写道，西方人讲礼貌、正直、有知识，根本不应该称之为“夷”。魏源指出，他们是奇异之才和良友。一些开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词称呼西方：黄恩彤把西方称为“远”（遥远的国家），丁日昌称之为“外国”，其他许多人如恭亲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则称之为“西洋”。40和50年代的许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称为“夷”，但是在70和80年代这些著作再版时都改称为“洋”了。[115]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兽，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与中国人平等相处。中国人的国际意识的觉醒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历史上同类事件的讨论中。1861年冯桂芬明确地把东周（公元前770——前221年）和当时的世界加以类比。到1894年，另外十几个人，包括郑观应、马建忠、曾纪泽、王韬、彭玉麟、陈虬和张之洞等人也都是这样观察的。他们断言，在春秋（公元前772——前481年）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时期，中国世界是由许多邦国所组成，就像19世纪末的多国体系一样。[116]这种想法就是暗示，中国不是中心王国，而是平等诸国之中的一个国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国那样。这种类比尽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弃中国中心主义和把中国带进它现在面对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进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强调中国应该把握变动的时机，向西方学习。冯桂芬、何启和胡礼垣为这种政策提出了一个基本理由。在提出改革的指导方针时，冯桂芬提到了两条原则。第一是“法后王”，第二是“鉴诸国”。这些在平等基础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强的国家，给中国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榜样。何启和胡礼垣强调说，中国向它们学习无须感到难堪，因为历史的循环性质便是如此。中国过去强大，它现在变弱了。另一方面，因为西方过去软弱，后来它自然而然地变强了。[117]
另外一些中国中心论的名词也引起了怀疑。其中之一即“天下”一词。郑观应争辩说，这个名词没有如实地反映中国，因为中国只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国家。他又说，中国人头脑中如果不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中国便不会在心理上准备接受国际法的思想。[118]
经济民族主义
因为贸易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贸易关系中产生的中国民族主义最早在通商口岸发展起来，就不足为怪了。贸易政策是中国从1840年以来碰到的老问题，但是现在对外贸易开始涉及中国的国脉民命。政府原来对待贸易抱毫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开明官员却一变而真正为之苦恼起来了。“用商制夷”的政策已经失去价值。取代它的是关于政府经济特权的新观念和“用贸易为武器”的新策略。传统名词“利权”（必须与现代名词“权利”区别开来）最初用于像税收、盐业专卖与漕运等官办事务。但是，1862年李鸿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以后，这个名词便用来表示政府对于外国人力图控制的经济和财政事务的行政权力。[119]后来李鸿章设立中国轮船招商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时，他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复“利权”，即恢复经济控制。
丁日昌拒绝俄国、英国和美国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以后，在60和70年代又以同样的言辞坚持说，这种现代企业应该由中国经营。1877年郭嵩焘从伦敦写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铸造银元的权利也是主权国家的“利权”。鉴于外国银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性影响，他极力主张中国收回这种“利权”。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们强烈感到采矿权不应该落入外国人手中。以唐景星和徐润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对这个问题也是敏感的。[120]
根据某些民族主义思想家的说法，由于外国人控制清帝国海关，这种“利权”也已经丧失给他们了。为了收回这种“利权”，郑观应建议应该任命中国人担任海关副税务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员税务司。郑观应继续说，中国在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为日本人已经接替了担任日本海关税务司的外国人。在邓承修看来，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之事应给予严厉的指责。因此，他建议这个职位应该由两个人担任，一为中国人，一为洋员。1886年曾纪泽还给总理衙门写信，强烈要求撤换赫德。陈炽在90年代初期猛烈攻击赫德，谴责他腐化，不正当地保护外国商人和干涉中国的关税章程。他也要求以中国人替换赫德。[121]
鉴于西方在经济上对中国的蚕食，通商口岸开明的高级官员和爱国商人不久开始议论要同外国人进行“商战”。“商战”一词1862年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的信中，不过那时只是偶然使用它。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应降低中国帆船的税收，以便在牛庄——上海的豆类贸易上同外国船舶竞争。次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建议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中国商人配备了现代化的海运工具后，就会胜过外国商人，因为他们更熟悉本地市场。丁日昌继续说，西方人到中国的动机主要是寻求利润。如果他们无利可图，他们自然会离开中国。这样，中国不需动武就能逐出外国人。1876年李璠向清帝强调扶助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他在这里便使用了曾国藩的“商战”一词。1879年薛福成断言中国和外国的商业竞争是不可避免的。[122]
在沿海一带努力建立轮船企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同西方进行商业竞争的志气。容闳和许道身因爱国有心并且得到总理衙门的支持，1868年他们试图在上海建立一个合股轮船公司。虽然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但中国轮船招商局却于1873年办了起来。创办人李鸿章声称，这个企业的目的是与西方轮船公司作竞争。招商局两位经理唐景星和徐润对于“商战”有极其清楚的认识。1874年他们给股东的报告提到和外国轮船公司竞争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公司可以依靠漕粮运输；第二，它的管理费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国商人托运的货物。为了防止外国人认购公司股票，规定在股票证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贯，证券依法不能转卖给外国人。[123]
在论述“商战”问题的人士中，以郑观应所论最为完善，他成了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倡议人。到19世纪70年代末，郑观应已经详细论述了商业和海运方面的竞争。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后来的诸版中（1884——1893年），他越来越强调利用商业作为武器的必要性。当高级官员专心致力于军事自强计划时，郑观应则认为商业和工业在应付变局中具有首要作用。他辩论说，因为西方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发源于商业和工业，因此，中国学习和运用“商战”，要比“兵战”更为有用。
郑观应说，西方国家不仅用枪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业作武器。实际上，整个国家都是这种政策的后盾，因为外交谈判也好，军事冲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扩大贸易。而且，西方国家虽然利用商业作为武器，使某些地区成为其殖民地，但这种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缓慢的性质，几乎不使受害者感到惊慌。因此，中国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西方的军事侵略反应快，而对西方的经济蚕食则反应慢。实际上，中国由于贸易逆差，受到了它与西方的商业关系的严重伤害。郑观应声称，这样一种经济压榨比割地赔款为害更大。既然外国经济侵略具有这样有害的性质，中国应该怎样反击呢？
郑观应说，中国必须在三个关键领域赶上西方。为了培养真正的人才，必须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工艺职业学校。为了利用自然资源，采矿和农业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为了促进商业，政府必须改革税制，废除地方贸易中的厘金税。在商战方面，它将在两条战线进行，即增加中国的出口和减少中国的进口。为了减少进口，他主张中国制造现代商品和种植罂粟。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进生产茶叶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丝厂。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为商人在理论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的底层。特别是，应该把商人看作绅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机会接近官吏。
郑观应作出结论说，总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商品能够卓有成效地与西方的商品进行竞争，洋商就不得不赔本，自然会回国去。与有争论的和花钱的军事自强计划相比，“商战”是一条同西方竞争的比较容易而有效的途径。郑观应举出了日本近代史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最初，日本和中国一样，遭受外国剥削。但是，自从日本振兴商业和工业并认真地同西方进行竞争以后，它不仅能够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实际上还能从中获利。郑观应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商业竞争的世界；[124]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提倡商业民族主义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我们可以断言，郑观应的思想观点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世界历史和具体地解释了西方的社会。[125]
“商战”是与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耕战”的政策相类似的战争策略。为了达到利用商业作武器的目的，在19世纪末需要有更广泛的结构：包括对外贸易中的商品交换、贸易章程、海关税率、条约、设立领事馆和派遣外交使团出国。
国家主权观念
经济民族主义因政治民族主义而加强，后者最明显地表现在关于国家主权的意识上。为了保持这种主权，均势政策被认为是最有用的。因为1860年以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商务和谈判日益频繁，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每个国家享有平等主权）的观念。但是，中国的主权在条约中受到了损害。条约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国处于不利的一方。此外，外国人在谈判中总按照条约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利，如果有进一步的利益，他们又总是抓住不放的。中国常常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束缚。人们有感于此，终于产生耻辱心情，这便使人们进行具体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强烈地引起中国注意的问题是治外法权问题。自19世纪40年代实行治外法权二十多年以后，1868年文样对英国公使阿礼国说，如果外国人放弃这一权利，那么商人和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们企图保留这种权利，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把外国人和围绕治外法权的纠纷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郭嵩焘任中国驻伦敦公使时，1877年他请清帝尽快废除这种权利，次年他和索耳兹伯里勋爵讨论过这个问题。80年代中期，他的继任人曾纪泽强烈要求总理衙门积极正视这个问题。他在题为《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要求中国人尽快取消治外法权。事实上，郑观应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经批评了西方人的法律权利。[126]
虽然中国接受了治外法权的思想，但是最初没有中文专门名称。王韬是最初提到它的学者之一，他使用了“额外权利”这样的说法。但是，黄遵宪使用的“治外法权”成了它的标准名词。90年代初期，陈炽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列举了治外法权给中国造成的有害影响，要求以公义之名废除它。[127]
正是这种渐渐炽烈的愿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国的法律制度。郭嵩焘在1877年，何启和胡礼垣在1887年，郑观应在1892年，宋育仁在1895年都认为，传统的中国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严。此外，由于权绅的干预，法律也不能严格执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争辩说，甚至中国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国人自然不愿意受制于中国法律。因此他们建议改善监狱条件，废除斩首和肉刑，用劳役代替监禁。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只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后，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128]
与中国主权有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规定的关税税率问题。1878年，即最初的条约关税税率确定以后33年，御史李璠论述了进口关税率太低及其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80年代，曾纪泽就英国进一步干涉中国关税章程问题，向英国公使威妥玛提出过抗议。1889年曾纪泽在和日本驻华公使讨论中国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条约时，指出获得关税自主应该是两国恢复国家主权的第一步。1884——1892年间郑观应曾三番五次评论过这个问题。他论证说，一个主权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如何，首先应该有权控制自己的关税率。他明确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保护关税方针。[129]
另一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重要问题是最惠国特权。这是1843年与英国签订的虎门附约第一次承认的。从此以后，它成为条约制度中的普遍特征，使中国权利受到巨大损害。1879年曾纪泽在英国和巴西驻英公使谈话时，抱怨最惠国原则不符合国际法，说明中国迫切希望从条约中废除此款。同年，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一文中讨论了最惠国特权和治外法权。他认为它们是条约里最有害于中国的两条条款，主张应设法予以废除。在薛福成的上述论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些意见，已由李鸿章转送给总理衙门考虑。[130]
国际法（主权国家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到了。虽然在鸦片战争以前，钦差大臣林则徐命令把瓦特论文中的国际法部分摘译出来，但是还没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国际法著作。1862年丁韪良着手翻译沃顿的《万国公法》，总理衙门经过仔细校订，在两年后予以出版。恭亲王和文祥对此书评价甚高，分送了300本给地方当局参考。掌握了这种新知识以后，恭亲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鲁士公使释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国领水的丹麦船只。另一个例子是1875年在解决马嘉理案件中引证了沃顿的著作。[131]
1869年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以后，他和一些汉人与满人同事翻译了另外几种著作，包括布伦奇利的《国际法汇编》、伍尔西的《国际法研究导论》和国际法研究所编辑的《战争法手册》。这些著作对一些官员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对国际法作了好评。伊犁危机期间，他在1880年上奏时，指出对崇厚的处分太重，应该按照国际法则来处理。同样，李鸿章引证国际法，强调两国之间即使爆发战争，彼此也不应该侮辱对方的外交人员。[132]
与翻译著作在中国官员中产生影响的同时，通商口岸的商人——学者直接从西方人那里得到国际法知识。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改革派买办郑观应。[133]19世纪70年代他已高度重视国际法，以致他在其论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版本中，郑观应进一步论述了国际法的原则和用途。
马建忠70年代在法国研究国际法，回到中国以后他在国际问题上给李鸿章提供过宝贵意见。1884年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以前，李鸿章派马建忠赴上海按照国际法安排把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船队卖给美国旗昌洋行的事宜。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为这些轮船在战争期间没有受损失，战后按照原议由中国人买回。其他文人包括梁启超、陈虬和涂儒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对这个问题作了评论。[134]为了实行国际法，1893年陈虬倡议设立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组织。他预言他的建议将在30年内成为事实。[135]
均势论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虽然被认识到了，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弱国————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则是另一个问题。按照某些开明士大夫的意见，答案在于恰当地利用均势的原则。他们强调说，一个小国处于强大国家之间，求得生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的小小的燕国。另外一些例子包括19世纪末的比利时和瑞士。因此，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及其朝鲜和安南（越南）等属国也采取这种政策。
在巴黎研究国际法的马建忠，1878年详细阐述了西方的均势理论及其发展史和实际价值。马建忠从巴黎写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该信预定呈交总理衙门（大概是由李鸿章送交）。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势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鸿章本人，他在70年代写道，日本人的到来虽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牵制西方在华势力的一种力量。80年代，为了阻止外国人的进一步侵略，他试图使西方在华势力保持脆弱的平衡。1895年以后，士大夫中间继续有人鼓吹这种政策，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张之洞。[136]
李鸿章在他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这一原则。到1879年，他决定开放朝鲜，让它和西方进行贸易和开展外交。李鸿章在致一位朝鲜高级官员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历史即证实了西方互相牵制和平衡理论的价值。朝鲜面临日本的侵略，应该向这些国家学习。李鸿章继续说道，朝鲜或许敌不过日本，但是如果朝鲜决定向西方贸易开门，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将受到西方列强的牵制。[137]1880年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试图让一位正在东京访问的朝鲜官员牢记，西方国家有一套均势体系，如果朝鲜与西洋诸国签订条约，这种均势就会保证朝鲜的和平。[138]这表明西方国际体系的观念正被采用，以适应清朝对朝鲜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十年，许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怀和其他经世派学者在内，建议朝鲜应该仿效比利时和瑞士这些欧洲小国，它们的独立由于均势的原则而得到大国的保证。[139]
曾纪泽完全同意李鸿章的主张，即开放中国的属国，让它们与西方列强进行贸易和外交。1883年中国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加剧但还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时，曾纪泽极力主张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势政策。曾纪泽指出，这种“开门”政策犹如投羊羔以引虎斗。[140]因为没有哪一只老虎强大到能抢走羊羔，这只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均势可以维护享有平等主权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和平。少数中国文人从1878年的柏林会议获得这种思想，那次会议迫使俄国让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从而防止了大国之间的战争。例如，马建忠从巴黎写回一封信，说明欧洲有许多大大小小国家；虽然它们都是主权国家，但是它们之间的和平关系却靠均势来维持。中国能否同强大主权国家结盟而从中得到好处呢？马建忠的答复是肯定的。70年代末他引证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结盟是处理对外关系最有效的政策。正是在这一时期，郑观应主张同美国结盟，张焕纶主张同英国结盟，这便是他们对结盟理论的应用。[141]
中国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延续和变化
中国对西方关系的观点在1840——1895年期间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后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总的来说，对外政策观从40年代的“闭关”政策变成60年代以儒家诚信为基础的“守信”政策。但是，现代的外交技术，特别是国际法思想，在以后的二十年间才被重视起来。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同时，60年代中期出现了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虽然1840——1860年期间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则，但是在60和70年代它让位于“商战”这一更加有力的观念。总而言之，对外政策观点的这些变化体现了从儒家理想主义的态度到实用主义态度的变化。
实用主义的士大夫在试图了解和学习西方时，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而且在缓慢地但是稳定地变得成熟起来。它开始于40和50年代魏源和徐继畬对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后变成了以自强名义在军事上进行模仿的活动。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像郑观应和唐景星等商人企业家强调的是商业和工业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马建忠等外事专家则讨论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个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在最初，人们设想它的影响可以触及中国的政体和社会制度，而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体制。到1860年，西方人仍只被当作应该拂拭的尘垢。但结果，西方事务终于成了全国关心的焦点。
关键性术语使用的变化雄辩地证实了在对西方理解过程中的这种进步。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70年代和80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90年代就称为“新学”。第一个名词体现了中国中心主义；第二个名词不褒不贬；而最后一个名词则清清楚楚地含有赞许的意思。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变也说明了这一点。自强运动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恭亲王等人，当他们最初碰到西方人时，都是排外的。当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加深时，他们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灵活和注重实际了。[142]
尽管有这些变化，保守势力仍然强大。把西方事物引进中国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们适应这一传统的程度。因此，军事工业容易被接受，而采矿和铁路建设由于破坏风水，便遇到了困难。基督教因向儒教权威挑战，所以最受反对。除保守分子以外，许多拥护西学的士大夫同时也反对基督教。这些人中有魏源、徐继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这种文化主义，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对儒家学说的强烈信念，显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义，因为后者部分地是产生于中国人和西方人体貌上的差别。因此很难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西洋化。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绅士们在确定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关系时所采用方法，可以进一步说明这种矛盾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西学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在试图弄懂西学的意思时，最初在70和80年代使用“道”与“器”的两分法。例如，王韬和郑观应把西学的技艺归入“器”一类，而专门把中学归入更有价值的“道”一类。70年代以后，采用了更为有力的两分法。这就是著名的“体”和“用”的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应该说，张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论上误用了理学的二元论，因为“体”和“用”作为一个统一体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不过这种说法具有心理意义，因为它便于中国实行现代化，而不致丧失其文化特性。尽管其效力令人怀疑，但它象征着中国对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样的态度也表现为在中国传统中寻找支持现代化的依据，这就是搞“托古改制”的老办法。主张改革的人辩论说，他们的自强计划是符合强调变化、技艺和使用有才华的外邦人的中国古代传统的。他们进一步断言，西方的科学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国。因此，中国愈是进行变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传统。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一山 译）
* * *
[1]本章的作者们非常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但在引用时并没有全都特别注明。他们也感谢张灏教授和理查德·赖斯教授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2]邓嗣禹、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
[3]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著作可看列文森《儒家的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
[4]《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196页。
[5]《李雅各英译七经·中庸》，第409页。
[6]《李雅各英译七经·孟子》，第305页。
[7]关于清初学派的简单叙述，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8]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6页。
[9]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4册，第461页；第6册，第491、535页。
[10]郭廷以等编：《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2——134页。
[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45页。
[12]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1894年序）。有一些用单行本出版。有七部现已遗佚，仅存书名。
[13]关于林则徐，见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506页。关于魏源，见伦纳德等在《现代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卷6第2期（1972年），第151——204页。
[14]姚莹：《东溟文后集》卷8，第10——11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序》。魏源：《海国图志序》。也可参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学》。
[15]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抗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16]魂源：《海国图志》卷2，第2页。
[17]丁拱辰、龚振麟（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第2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页。
[18]魏源：《海国图志》卷84，第1——6页；卷85（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海录》卷1，第75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页。《史料旬刊》卷38，第398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第48页；卷63，第38——39页。汪文泰：《红毛蕃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7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第48——49页。
[19]《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25页。
[20]《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第4页。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1，第36页。
[21]蒲令裕：《粤东市舶论》，第2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22]《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第22页。
[23]徐继畬：《松龛先生全集》卷1，第31——32页。
[24]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第10期（1965年），第330——333页。
[25]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第1期（1941年），第1——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1，第19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35页。
[26]《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第21——22页；卷24，第36——37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1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27]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
[28]《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页。
[29]萧令裕：《英吉利记》，第1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10页。阿瑟·韦利的《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则提供了中国人对这次战争所做的动人心弦的报道。
[30]黄恩彤：《抚夷纪略》，第2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第5页。
[31]黄钧宰：《金壶七墨》卷2，第2页。《史料旬刊》第38期，第40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第30页；卷5，第25——26页；卷9，第6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2，第44页。夏燮：《中西纪事》卷3，第21——22页。金应麟：《豸华堂文钞》卷12，第3页。汤彝：《柚村文》卷4，第13——14页。萧令裕：《粤东市舶论》，第1页。叶钟进：《英吉利夷情纪略》，第3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11 帙。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5，第9页。
[32]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页；第6册，第240、459——462页。
[33]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页。
[3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8，第33页；卷75，第28页。
[35]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569页；第5册，第531页；第6册，第543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30页。
[36]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3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 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页。
[37]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3，第1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页。
[38]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第9页。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17——18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页。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3，第8页。
[39]夏燮：《中西纪事》卷17，第1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5，第6页。
[40]《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34页。
[4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1，第1页。
[42]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
[4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14、32、34、52页。
[44]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0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3页。
[45]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第4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吴云：《两罍轩尺牍》卷8，第18——19页。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第5页。薛福成：《海外文编》卷3，第8页。
[46]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0页。张裕钊：《溓亭文集》卷2，第5页。
[4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第25页。
[48]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卷9，第5——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39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7，第16——17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1——2页。汤震：《危言》卷1，第13页。
[49]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第12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1，第11——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第3——4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2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
[50]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3、34页。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2，第20页。
[51]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4页。
[52]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卷5，第528页。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第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8页。王韬：《韬园义录外编》卷3，第25页。关于西方影响使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
[53]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3——134、234——235页。
[54]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3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714页。
[55]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0、139页；第2册，第624、851、863——864、898——900页。关于郭嵩 焘论述安抚的原稿，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23页。
[56]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卷11，第10页。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12，第37——38页。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
[57]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第1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259——1260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900页。
[58]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5——68、98页。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397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第32页。
[5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9——79页。
[60]《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95页。
[6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7——18页。
[6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8，第17页。
[63]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16页。《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卷8，第16页。
[64]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0，第49页。
[65]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87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55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9页。
[6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6页。我们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下文关于论述改革的许多材料。
[67]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41——45页。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2，第711——713页。
[68]《易经》卷1，第5页。《宋史》卷414，第10页。关于19世纪60年代清代政策较重要的研究，见芮玛丽《同治中兴》。
[69]《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第29页。
[70]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页。
[71]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34——36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43页。
[72]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第4期（1970年），第1——20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第10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李宗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第56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第1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4——25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7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2册（1974年12月），第729——777页。
[74]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这158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75]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7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59——60页。陈炽：《庸书·内篇》卷2，第2——3页。孙文：《国父全集》第5册，第4——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6——137页。
[77]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0——48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第1页。
[78]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134、277——283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4，第25页；卷79，第1——2页。
[7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页。
[80]陆宝千：《倭仁论》，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257——270页，特别是第260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页。
[81]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7、1580页。
[82]《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
[83]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1——353页。
[8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3页。
[85]王闿运：《湘绮楼文集》，第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575页。
[86]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8——35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5，第5页。
[87]《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
[88]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1860——1898年》，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期（1975年2月），第148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年》，第130页。
[89]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6册，第383页。
[90]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5、117、171——173页。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8——9页。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4页。
[91]吕实强：《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在华传教目的的疑惧》，第148——149页。
[92]《李雅各英译七经·春秋左传》，第355页。
[93]关于倭仁和徐桐的思想背景，见张灏《倭仁的排外作用》，载《中国论文集》第14期（1960年），第1——29页。
[94]《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5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1，第48、56页。
[95]《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1——12、26页。
[96]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89页。关于这个官僚团体的总的看法，见郝延平：《清流党（1875——1884）研究》，载《中国论文集》第16期（1962年），第40——65页。
[97]张之洞致张佩纶的一封信，见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第4册，第518——519页。关于张之洞对伊犁危机的观点，见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43页。
[98]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29——30、41页。
[99]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57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75——76页。
[100]瓦迪梅·伊利西夫：《中国，一个遥远的帝国，一个无远弗届的帝国》，载《提奥奇尼斯》杂志，第42期（1963年夏），第60——64页。
[101]《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82页。
[102]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15页。
[103]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40页。《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95页。
[10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三日的记载，文中回顾了他在1861年的这条建议。
[105]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99、526页。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13，第15页。
[106]引自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21——22页。关于夏燮的观点，见他的《中西纪事》卷16，第6页。
[107]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31——32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第24——25页。《洋务运动》第6册，第153——154页。
[108]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147——154、241页；卷2，第414页。
[109]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7，第7——9、11页。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第3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第24页。
[110]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13页。保罗·科恩：《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第51页。《海防档·天险》，第212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57页。
[111]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76页。王家俭：《魏源年谱》，第82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630页。
[112]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07、554、665、666、865页。
[113]《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8，第19——20页。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第37——45、54——56、76——78页。
[114]例如参见《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2，第992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9、18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22——23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844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第12——14页。
[115]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3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第6册，第508——509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页。
[11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2，第66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9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5，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4，第21页。彭玉麟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作的序。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01，第9页。陈虬：《经世博议》卷4，第8页。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1892年集）卷1，第6、14、19、20、29页。陈炽：《庸书》卷8，第1——2页。
[117]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0——131页。
[118]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
[119]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第39页。
[120]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52——25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45页。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散见书内各处。郝延平：《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第112——120页。《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47页。
[121]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4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318页。
[122]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7，第44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56——62页。《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4——5页。《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123]《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39、144、147页。
[124]刘广京：《郑观应易言：光绪初年之变法思想》，载《清华学报》第8期第1——2册（1970年），第373——425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第35——43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1，第1页；卷2，第37页；卷4，第56——57页；卷7，第19页；卷8，第32、53页。
[125]关于郑观应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思想背景，见郝延平《中国商埠的“新阶级”：买办商人的兴起》，载《商业史评论》卷44第4期（1970年冬），第446——459页。
[126]赫德：《中国问题论文集》，第68——69页。王家俭：《文祥对于世局的认识及其自强思想》，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期（1973年），第219——239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4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82、758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6页。
[127]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5——26页。黄遵宪：《日本国志》卷7，第21——23页。陈炽：《庸书》卷7，第4页。
[128]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683——684页。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第11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4，第8页。宋育仁：《时务论》，第3、8——9页。
[129]《洋务运动》第1册，第11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04、306——307页。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第1——3页；卷4，第9页。
[130]《洋务运动》第1册，第16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第2156——2157页。薛福成：《筹洋刍议》序，和第1——2页。
[13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13页。
[132]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5页。郭廷以：《郭嵩 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574、863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14页。
[133]关于郑观应的改革思想与他作为买办商人背景的对照，见郝延平《改革派买办郑观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1期（1969年11月），第15——22页。
[134]《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第154——15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95、208页。1898年毕永年和唐才常在长沙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协会。
[135]陈虬：《经世博议》卷4，第17页。
[136]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2，第10——11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6，第42页。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26——213页。
[137]李鸿章：《李文忠公遗集》卷5，第18——19页。
[138]朝鲜公使金弘集回答说，他在《万国公法》（ 沃顿原著，丁韪良译）一书中见到了“均势”一词。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修信使记录》，第177页。
[139]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35页。
[140]同上书，第134页。
[141]马建忠：《适可斋记言》，第13——14页。郑观应：《易言》卷2，第13页。张焕纶的建议见之于曾纪泽的《曾惠敏公使西日记》卷1，第8页。也可参看坂野正高《留法时期的马建忠————对外交和外交官制度的两份意见书》，载《国家学会杂志》卷84第5——6期（1971年），第257——293页。
[142]郝延平：《由守旧到革新》，载《大陆杂志》卷20第7期（1960年4月），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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