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问题介绍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当代的精神病医生们在自己的学科里，对正常和病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修正和重新解释，而医师和生理学家们明显无意由此得出和他们有关的教训。或许，个中缘由，应该从精神病学通过心理学的中介作用而与哲学发生的密切联系中去寻找。在法国，布朗德尔（Blondel）、丹尼尔·拉加什（Daniel Lagache）和尤金·闵科夫斯基（Eugene Minkowski）在界定病态或非正常的精神状况及其与正常的关系方面，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在《病态意识》（La conscience morbide）中，布朗德尔描述了精神错乱的案例。在其中，病人似乎对人对己都显得无法理解，而且，医生确实有处理的是另一种精神结构的感觉；他试图在病人把自己的体感（cœnesthésie）数据翻译为通常语言的不可能性当中，寻找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医师无法根据病人的讲述，去理解病人的经验，因为病人用通常的概念所表达的，并非他们的直接经验，而是他们对经验的解释。对这些经验，他们已没有足够的概念来表达。

    拉加什远没有这样悲观。他认为，在非正常的意识中，必须区分性质的变化和程度的变化；在某些精神病案例中，病人的个性与此前的个性是异质的，在另一些案例中，则存在着一种个性向另一种个性的延伸。和雅斯贝尔斯（Jaspers）一道，拉加什把无法理解的精神病和可以理解的精神病区分开了；在后者的案例中，精神病似乎明显地与先前的精神生活有关。因而，不考虑在理解其他精神病方面的普遍困难，精神病理学所提供的文献资源，在普通心理学中可以得到利用，也是照射正常意识的光源[66，8.08-8]。然而，而且，我们也正想指出的是，这种立场，与前面所提到的里博的立场完全不同。根据里博的说法，疾病，作为实验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在方法论上对等的替代品，达到了难以达到的地步，但却很尊重正常要素的性质————疾病把各种心理功能分解在了那些正常要素中。疾病破坏了组织（désorganise），但却没有改造组织，它暴露了问题却不提供替代方案。拉加什并不承认疾病和实验是类似的。实验要求对现象存在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也要对各种条件进行严格的界定（为了观察这些条件的影响，人们要让它们不断地变化）。精神疾病不可能在以上任何一个方面与实验相提并论。首先，“自然在其中造成这些经验、精神疾病的条件，是最让人误解的：某种精神疾病的开端，常常不为医生、病人及其身边的人所注意；其精神病理学、病理学解剖都是模糊不清的”[66，8.08-5]。其次，“在把心理学中的病理学方法和试验方法看作是类似的这种幻觉的深处，存在着对精神生活的原子主义和联想主义的表述，一种官能心理学”［同上］。由于不存在可分离的基本的精神现象，病理学症状就无法与正常意识中的因素相比较，因为一种症状只有在临床环境中才有病理学意义。症状表达的是一种整体性的障碍。比如，一种言语的心理运动幻觉，和精神错乱有关，而精神错乱和个性的改变有关[66，8.08-7]。结果是，普通心理学，能够以同样在知识论上合法的方式，来使用精神病理学的数据和在正常人身上观察到的事实。和里博不同，拉加什认为，病态的组织破坏，并不是对正常组织的对称性的翻转。在病态意识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在正常状态中没有对等物的形式，而普通心理学可以从它们那里得到丰富：“甚至最异质性的结构，在其内在的研究价值之外，可以为普通心理学提出的问题提供数据；它们甚至会提出新的问题，而精神病理学词汇的一种奇特的独特性，就是接纳那些在正常的心理学中没有对等物的负面表达：我们怎么能不承认，像不协调这样的观念，投射在我们对人类的认识上的新光芒？”[66，8.08-8]

    E.闵科夫斯基也认为，精神错乱现象不能够被化约为一种疾病现象，参照普通或正常人的形象或具体观念而确定的疾病现象。当我们说另一个人精神错乱时，我们是出于直观，“是作为人，而不是作为专家”。疯人“越出了常轨”，不是与他人对比，而是与生活对比；他并没有偏离到不同的地步。“通过非正常，一个人把自己与人类和生活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分离开来了。而正是非正常，向我们展示了，同时，因为以一种特别极端惊人的方式，又完好地隐藏了，一种完全‘奇异’（singulière）的生存形式的意义。这种状况解释了为什么‘生病’并不能完全穷尽精神错乱这种现象。当‘不同’这个词在表示性质时，我们获得了一个角度，让它进入了我们注意的范围，并且，面对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精神病理学思考，它直接地保持着开放。”[84，77]根据闵科夫斯基的说法，精神错乱或者精神上的非正常展现了自己的特征。他相信这些特征并不局限在疾病的概念中。首先，在非正常中，负面的东西占据了首位；当善浸染着生命的活力，并且在“为了扩展与这一即将成型的标准有关的每一个概念化的定则而持续的进步中”[84，78]找到了自身的意义时，恶就远离了生命。在身体领域，情况难道不是一样吗？难道不正是因为存在着疾病，人们才讨论健康吗？然而，根据闵科夫斯基的说法，精神疾病是一个比疾病更直接的生命范畴：身体的疾病能够引发高级的经验的精确性，和更好的明确的标准化；身体的疾病并没有破坏同类生物间的和谐，病人在我们面前是什么样，在他自己面前也是什么样，然而，精神上的非正常，对其自身的状态，毫无意识。“个体在精神异常范围内的统治地位，远甚于他在身体领域的统治地位。”[84，79]

    在后一点上，我们并不赞同闵科夫斯基的观点。和勒利希一样，我们认为，健康就是生命处在器官的沉默中，而且，最终，在生物学上正常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通过对标准的违反才能够显示出来，而且，这种关于生命的具体的，或者说科学的意识，只有通过疾病才能够存在。我们同意西格里斯特所说的“疾病造成分隔”[107，86]，而且，即便是“这种分隔并没有造成人们的疏远，而是相反，让人们更加接近病人”[107，95]，没有一个敏感的病人不会注意健康人为了接近他而强行实施的放弃和限制行为。我们同意戈尔德斯坦的说法，病理学中的标准首先是一种个体标准[46，272]。总之，我们认为，像闵科夫斯基（他对柏格森哲学的同情，表现在《精神分裂》［La schizophrénie］或《过去的时间》［Le temps vécu］等著作中）那样，把生命看作是一种超验的动力，就是迫使自己把身体的非正常和精神的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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