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 苏博蒂察 [31]

眼睛，心里算计着牛犄角会在什么地方把玻璃窗顶碎；一个老人惊叫着，扔掉鞭竿跳下车。司机拼命转动方向盘，汽车冲上了一条土埂，车子两轮着地，疯狂地向前冲，另外两只轮子悬在风土之间嗡嗡乱转，车身越来越倾斜，迈亚特看见地面像煮开的牛奶似的向上冲腾。车子越过了土埂，两只轮子着了地，随后四只轮子都着了地，汽车吼叫着以每小时六十五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公路上，身后是一片茫茫的风雪，挡住了公牛、大车和那个惊恐的老人。

    “慢一点儿开吧。”迈亚特喘着气说，司机转过头来朝他笑了笑，挥了一下他那毫不颤抖的手。

    军官们在桌前坐成一排，卫兵站在门口，医生回答着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科洛尔睡着了。昨晚她太累了；她一点儿也听不懂他们的话，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她很害怕，开始感到绝望。起头，她梦见自己是个孩子，万事都简简单单，明明白白，都有一种解释和意义。后来，她又梦见自己已经很老很老了，她回顾着自己的一生，了解一切事情，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知道各种事情发生的原因，对她来说，万事都很简单，都有一定的意义。但第二个梦不同于头一个，这时，她已经差不多醒了，她照自己的意愿驾驭梦境，而且在梦的背景中，一直响着不停的说话声。梦中，她在安全的垂暮之年回首往事，回忆起这个夜晚和白天，回忆起事情最终怎样化险为夷，结局圆满，迈亚特怎样从贝尔格莱德返回来寻找她。

    他们也给了津纳医生一把椅子。他从胖军官的表情看出，这场骗局已近尾声，那家伙对提问已毫不在意了，他打着盹儿，不时打几个饱嗝，又接着打盹儿。哈提普上校出于纯粹的善心依然保持着法官的姿态。他倒不是有什么顾忌，但他不愿给人以无谓的痛苦。如果可能的话，他宁愿让津纳医生在最后了结之前始终存一点儿希望。彼特科维奇一直在提反对意见；他和其他人一样清楚这场审判的结局是什么，但他决心要使审判具有表面的合法性，一切必须按照一九二九年手册上的规则一丝不苟地进行。

    津纳医生的双手静静地交叉在胸前，那顶破旧的软帽落在脚下的地板上，他不抱任何希望地和他们战斗着。他唯一能指望到的满足是让人承认对他的审判空空洞洞，毫无内容。天黑后他将被悄悄地掩埋在边境车站的土地里，无声无息地消失。“就伪证罪来说，”他说，“我至今没受到过审判。这不属于军事法庭司法权的范围。”

    “你被缺席审判过，”哈提普上校说，“被处以五年监禁。”

    “我认为你该知道，我应当在民事法庭上接受判决。”

    “他的话完全正确，”彼特科维奇少校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司法权。如果你查看一下第十五款————”

    “我相信你，少校。那么我们就放弃对伪证罪的判决吧。还有伪造护照的问题。”

    津纳医生迅速答道：“你必须证明我不是归化了的英国公民。你的证人在哪里？你会给英国大使打电报吗？”

    哈提普上校微微一笑：“这太费时间了。我们将取消伪造护照的问题。你同意吗，少校？”

    “不，”彼特科维奇少校说，“我认为我们应先对大的犯罪事实进行宣判，就是说，宣布裁决意见，然后再对小的指控进行审理，这样做更妥当。”

    “对我来说都一样，”哈提普上校说，“你呢，上尉？”上尉点点头，笑了笑，又闭上了眼睛。

    “现在，”哈提普上校说，“被告有谋反罪。”彼特科维奇少校打断了他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认为起诉书上应使用‘叛国罪’这个词。”

    “那就用‘叛国罪’这个词。”

    “不行，不行，上校。现在不能改变起诉书了。只能保留‘谋反罪’这个词了。”

    “刑罚的极限————？”

    “是一样的。”

    “那就这样吧，津纳医生，你愿意服罪呢，还是不服罪？”

    津纳医生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两者之间有区别吗？”哈提普上校看了看表，用手摸摸放在桌上的信封。“法庭认为这已足够定罪了。”从他的语气姿势来看，他像是希望坚决而有礼貌地结束一次来访。

    “我认为，我有权利要求宣读这封信并查问拿这封信的那个士兵。”

    “这是毫无疑问的。”彼特科维奇少校急切地说。

    津纳医生微笑起来。“不必麻烦你们了。我服罪。”如果这是贝尔格莱德的法庭，他对自己说，记者席里坐着匆忙记录的记者，我就要寸步不让地战斗。现在，他没有听众，可头脑中却翻滚着滔滔的辩词，那锋利如剑的、催人泪下的词语。他不再是那个连彼得斯太太都打动不了的气愤的张口结舌的男人了。“休庭。”哈提普上校说。在这短暂的沉寂中，人们听见狂风好似一只愤怒的看门狗，围着车站的房屋窜来窜去。这个间歇非常短暂，哈提普上校仅仅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句话，然后把纸推到桌子另一头让他的同伴签名。两名卫兵稍微放松了一下姿势。

    “法庭判定三名被告均有犯罪行为。”哈提普上校宣读说，“被告约瑟夫·格伦利希被判处监禁一个月，服刑后遣送回国。被告科洛尔·马斯克被判处二十四小时监禁，然后遣送回国。被告……”

    津纳医生打断了他的话。“在通过判决之前我能对法庭讲几句话吗？”

    哈提普上校朝窗户迅速瞥了一眼：窗户紧闭着；他又瞅了瞅卫兵：他们那循规蹈矩的面孔上挂着茫然不解的表情。“可以。”他说。

    彼特科维奇少校的脸涨得通红。“不成，”他说，“绝对不成。按照规则第二十七条甲，被告应在休庭前发表意见。”警察局长的目光扫过少校线条清晰的侧影，落到津纳医生坐着的地方，医生蜷缩着坐在椅子里，两手戴着灰毛线手套，交叠在一起。外面一辆火车头鸣着汽笛，顺着铁轨向下行方向慢慢驶去。飞雪落在窗上沙沙作响。哈提普上校想着自己那长长的绶带和津纳医生手套上的破洞。“这也太不合章法了。”彼特科维奇少校一边漫不经心地用手摸着桌子下面那只狗，揪揪那畜生的耳朵，一边谴责说。“我注意到你的抗议了。”哈提普上校说，随后他转向津纳医生。“你和我一样清楚，”他很委婉地说，“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改变判决。但是，如果说说能使你痛快一点儿，舒服一点儿，那你就说吧。”

    津纳原本以为会遭到拒绝或侮慢，那他就要针锋相对地侃侃而谈。但这种宽容和体谅却使他一时间张口结舌。他再一次对那些有信心、有权势的人所具有的品德感到嫉妒。哈提普上校宽宏大量地等待着，面对这静静的等待，他反而无话可说了。亚历克西奇上尉睁开眼，随即又合上了。医生缓缓地说：“你在战争中为国效劳，得了这些奖章。我没有奖章，因为我太爱祖国了。我不愿因为别人也爱自己的国家就去杀死他们，我所为之斗争的不是新的疆土，而是新的世界。”他停了下来，没有观众鼓劲儿，他觉得自己的话有些牵强，不能反映出那种鼓舞了他的伟大的爱和恨。他脑海中闪过一张张悲伤和美丽的面孔，面黄肌瘦，未老先衰，消沉绝望，这就是他所熟悉的人们。他给他们看过病，却没有能拯救他们。世界一派混乱，许多高贵的东西被弃如敝屣，而金融大亨和军人发迹走红。他说：“你受雇维护一个充满不义和污秽的旧世界。为沃斯科维奇之类的人效力，他们窃取穷人微薄的积蓄，过上十年花天酒地的愚蠢生活，然后给自己一枪了事。而你赖以为生的职业就是捍卫保护他们那种人的制度。你把小偷关进监狱，而大贼却住在宫殿里。”

    彼特科维奇少校说：“被告所说的一切同本案无关。这是政治性讲演。”

    “让他说吧。”哈提普上校用手遮住脸并闭上了眼睛。津纳医生认为他是在假装睡觉，掩饰自己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等津纳愤怒地对他大声嚷起来，他又张开了眼睛。“你们，你们的边界和爱国主义，是多么陈腐过时。飞机不知道有国界，甚至连你们的金融家也不承认国界。”津纳医生感到一阵悲哀，他想，也许哈提普上校并不想要他的命，他又觉得说不出话了。他不停地张望，目光从墙上的地图转向挂钟下的小书架，上面摆满了包着破书皮的有关战略和军事史的书籍。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那两个卫兵身上：一个根本没注意津纳，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正确的持枪姿势，目光越过医生，呆呆地望着前边的什么地方；另一个卫兵睁着忧愁而痴呆的大眼睛看着他。这张面孔加入到他脑海中那个凄惨的行列中，一时他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比新闻记者更好的听众，一个站错了队的穷人，应该使他回归正确的方面来，他感到有话可说了，那些含糊而又感伤的话语曾经打动过他的心，它们也会打动别人的。这时，本阶级的警醒使得他机灵起来，他盯着地面，不看那个士兵，只有一次，他的目光像蜥蜴尾巴一样扫了他一眼。他用“兄弟们”这个复数词称呼他。他大声说，贫困不是耻辱，不应去追求发财致富，贫困也不是罪恶，不应因此而受到压迫。如果大家都穷，就无所谓穷人了。世界上的财富属于全体人民。如果把这些财富分摊开来，就不再会有富人，但所有人都会有足够的食物，谁也不必在邻居跟前感到羞愧。

    哈提普上校感到兴趣索然。津纳医生不再是戴着灰毛线手套、拇指上还有个大洞的有血有肉的个人，他变成讲道坛上的演说家了，仅此而已。他看看手表说：“我想我给你的时间够多了。”彼特科维奇少校小声嘟囔着什么，突然发起火来，朝狗的肋骨踢了一脚说：“滚开，总缠着人。”亚历克西奇上尉醒了过来，如释重负地说：“好了，事情结束了。”津纳医生凝视着那个卫兵左边五英尺远的地板，慢慢地说：“这不是审判。他们在开庭之前就已经判决我死刑。请记住，我的死是为了给你们指出道路。我不怕死。与其苟活，不如就义。我想，死倒是更有意义一些。”但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清醒的理智告诉他，他的死亡产生影响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被告理查德·津纳被判处死刑，”哈提普上校宣读说，“苏博蒂察警备队指挥官负责在三小时内执行这一判决。”医生想，到那时天就黑了，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了。

    大家都坐在那里，一时呆若木鸡；仿佛他们是在参加交响音乐会，一个乐章结束了，谁也拿不准是不是应该鼓掌。科洛尔·马斯克醒了。她对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军官们互相交谈着，胡乱翻着文件。随后，其中一名军官发出命令，卫兵们打开门，朝着风雪和银装素裹的房舍挥了挥手。

    犯人们走了出去。暴风雪扑面而来，他们互相靠得紧紧的。没走多远，约瑟夫·格伦利希就抓住了津纳医生的袖子。“你还什么都没告诉我呢。要把我怎么样？你光是往前走，一句话也不说。”他喘着气，抱怨地说。

    “监禁一个月，”津纳医生说，“然后把你遣送回国。”

    “他们想这么干，是吗？他们自以为聪明得了不得。”他不再说话了，全神贯注地研究着房屋的位置。铁路的边缘把他绊了一下，他恼火地嘟囔着。

    “我呢？”科洛尔说，“我怎么样？”

    “明天把你遣送回国。”

    “这可不成。我还有工作呢，我会丢了工作，还会失去我的朋友。”她曾经对这次旅行感到恐惧，因为她听不懂搬运工说的话，因为饭菜吃不惯，也因为这次外出前途未卜；当轮船的事务长隔着奥斯坦德湿漉漉的码头朝她喊话时，她真愿意转身过去。但从那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现在她又要回到原先的住房，又得拿面包片和橘子汁当早餐，又要和艾维、弗洛、菲尔、迪克们一起在代理人的楼梯上久等，你跟这些热心人素不相识，却能一见如故，互相亲吻，直呼大名。然而，同一个人的交好情笃却有这么大的威力————使友谊黯然失色，使女人之间的亲吻和愉快闲谈令人憎恶，使日常的生活天地显得空虚乏味。甚至连那个医生也仿佛是行走在另一个世界上，与她毫不相干；不过，当他们走到候车室门口时，她想起应该问一句：“你呢？你是什么结果？”

    医生忘了应该站在一旁让她先进去，他含糊地说：“我被留在这里了。”

    大门关上时，约瑟夫·格伦利希问：“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还有我？”

    “到兵营去，我估计，今天晚上。现在已经没有开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了，他们把炉子都熄灭了。”他想透过窗户再看看那些农民，但他们显然等得不耐烦，已经回家了。他轻松地说：“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了。”随后又用含糊的幽默语调说，“到底在家千般好嘛。”一时间，他记起了在英国教书的情景：眼前出现了一片书桌的荒原，一排又一排恶作剧的面孔，他回想起那心寒意冷的时刻，学生们公然跟他作对，打暗号，突然怪声哄笑，这些都威胁着他的饭碗，因为不能维持秩序的教师早晚会被解雇的。敌人向他奉送了一个他不曾享有的东西————安全。现在不需要决定任何事情了。他平静了。

    津纳医生哼起一支小调来。他对科洛尔·马斯克说：“这是一支古老的歌曲。那个情郎说：‘我不能在白天来，因为我家境贫寒，你的父亲会放狗咬我。但在夜晚，我会来到你的窗前，请你让我进入你的房间。’随后姑娘说：‘如果狗叫起来，站在墙影里不要动，我会来找你，一起到花园尽头的果林中去。’”他唱起第一节歌词来，由于不常唱歌，他的声音有点儿嘶哑；约瑟夫·格伦利希坐在角落里，沉着脸瞅着医生；科洛尔站在冰冷的火炉旁又惊又喜地倾听着，因为医生似乎变年轻了，似乎充满了希望。“在夜晚我会来到你的窗前，请你让我进入你的房间。”他不是在向爱人倾吐情怀：这些歌词还不能从他那目标明确的枯燥的政治生涯中变出一张姑娘的面孔，但是他父母滑稽的布满皱纹的面孔却在向他致意，他们脸上却不再挂着那种对读书人、对医生，甚至几乎是对绅士老爷的敬畏。随后他压低声音，唱起了姑娘的回答。他的嗓音显得不那么嘶哑了，很可能以前还相当圆润呢。一名卫兵来到窗前，朝里面看了看。约瑟夫·格伦利希按照条顿人那种莫名其妙的方式哭了起来，他想起雪地上的孤儿和长着冰心的公主，却一点儿也没想到克鲁伯先生，这会儿克鲁伯先生的尸体正被运送过维也纳灰色的雪地，后面一辆车里坐着两名官员，另一辆出租车里坐着一名送葬人，一个老鳏夫，下国际象棋的高手。“站在墙影里不要动，我会来找你。”世界真是混乱透顶，穷人忍饥挨饿，而富人并不因此就更为幸福；窃贼可能受到惩罚，也可能捞上高官显爵，加拿大在烧掉小麦，巴西在焚毁咖啡，而他们本国的穷人却没钱买面包，缩在没生火的房间里冻得要死；这个乱了套的世界，他曾竭力拨乱反正，但那都是往事了。他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却很幸福。“一起到花园尽头的果林中去。”使他得到安慰的仍然不是对某个姑娘的回忆，而是无数穷人悲哀又美丽的面容，他们许诺给他以安宁。他已经竭尽所能，不能再指望他干什么了；他们把自己的绝望交给了他，把自己美丽、幸福以及悲哀的秘密交给了他，领着他走向林叶沙沙的黑暗之中。卫兵把脸贴在窗户上，津纳医生不唱了。“该你了。”他对科洛尔说。

    “噢，我不会唱你喜欢的歌。”她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同时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想找出一两支同他刚才唱的那支歌的悲哀情调相近的老式的歌曲。

    “我们总得消磨时间呀。”他说。她突然唱了起来，声音如同叮叮咚咚的八音盒一样细小而清晰：

    我同迈克尔在一起

    坐在汽车里；

    我同约翰在一起

    仰望天上星；

    我同彼得在一起

    待在酒吧间

    喝上杯苦啤；

    可骰子点数却不济，老是不对头。

    没准儿今年，没准儿来年

    （你也许算错了，亲爱的再算一遍），

    某天某日，或永远不成。

    我要做个好姑娘，永世永生。

    “是苏博蒂察吗？”当几座小土房从风雪中钻出来，向他们迎面扑来时，迈亚特大声说。司机点点头，向前方挥了挥手。一个小孩跑到路当中，汽车猛地往旁边一拐躲避他，一只雏鸡尖叫起来，一把灰色的羽毛飞扬着，和飘落的雪花搅在一起。有个老女人走出房来，在他们背后大声嚷着。“她说什么？”司机回头笑着说：“臭犹太佬。”

    时速计上的指针摇摆着退了下来：五十英里，四十英里，三十英里，二十英里。“附近有当兵的。”司机说。

    “你是指有时速限制吗？”

    “不，不是。要是这些该死的当兵的看见了一辆好车，他们就要征用。马也一样。”透过纷扬的大雪，他指着那片土地说，“农民们全都没饭吃了。我也在这儿干过活，但是我想：不行，城市对我更合适些。不管怎么说，农村是完蛋了。”他朝着消失在风雪之中的那条铁路点点头，“一天有一两趟列车，如此而已。怪不得红党要作乱呢。”

    “出了什么乱子吗？”

    “乱子？你瞧见乱子就好了。货场被一把火烧了，邮局被捣得稀烂。警察都吓坏了。贝尔格莱德实行军事管制了。”

    “我想从贝尔格莱德发一封电报，能通吗？”汽车调到二挡上，吭哧吭哧地爬上一座小山，开进一条街道，两旁污黑的砖房上贴着广告。“如果你要发电报，”司机说，“我看还是在这里发。贝尔格莱德有成群结队的记者，邮局被捣毁了，于是他们只好征用老尼古拉的饭馆。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你是外国人，所以不知道。问题不在于有臭虫，几只臭虫倒没什么，只会有益于健康，但那种气味————”

    “在这儿发封电报再赶火车，时间够不够？”

    “火车可是一时走不了。”那司机说，“他们要新车头，但城里不会有人睬他们。你该看看那火车站，一塌糊涂————最好让我把你送到贝尔格莱德。我还可以带你参观参观。我知道所有的好地方。”

    迈亚特打断了他的话。“我先去邮局。然后我们上各家旅馆，看看能否找到那位女士。”

    “只有一家旅店。”

    “然后再去火车站。”

    发电报费了一些时间。首先，他给乔伊斯的电文中不能留下把柄使埃克曼先生得以借诽谤为名提出诉讼。最后他决定这么写：“准许埃克曼马上休假一个月，请立刻接管业务。明日到达。”这么写应该说可以表达他的意图了，但还必须译成公司的密码。可是，当这封电报送到柜台里时，电报员却拒绝接受。所有电报都应接受审查，译成密码的电报不予发送。最后他总算完事了，但又发现在那家弥漫着干草和杀虫药粉气味的旅店里根本没人知道科洛尔的行踪。她一定还在车站，他想。为了摆脱那个实在太饶舌、太殷勤的司机，他让车停在公路下边一百多码的地方，自己下了车，一个人穿过风雪向前走去。

    一座房子外面立着两名卫兵，他从他们身旁走过，问去候车室怎么走。其中一个卫兵说，现在没有候车室了。

    “我在哪里能询问点儿事情呢？”

    那个高个儿卫兵建议他找站长。“站长办公室在哪儿？”那个人指了指第二座房子，但他又轻声补充说站长不在了，他在贝尔格莱德。这人显然是好心眼，迈亚特压了压自己的焦躁心情。他的同伴啐了口唾沫表示蔑视，嘴里犹太人长犹太人短地嘟囔着。“那我能去哪里询问事情呢？”

    “还有少校，”那人迟疑地说，“要不你去找站长助理员吧。”

    “你见不到少校，他回兵营了。”另一个士兵说。迈亚特心神恍惚地朝大门走了几步，他能听见里面轻微的谈话声。那个阴沉沉的卫兵突然发了火，变得凶狠起来，用枪托敲着迈亚特的腿。“滚开，我们不许奸细在这儿乱转，滚开，你这犹太佬。”迈亚特带着本民族特有的冷静退让了，他不知不觉地保持着表面的冷静，仿佛这也是他生来就有的特性，但在冷静外表下面，升腾着自重的年轻人的愤怒。他朝那士兵歪过身子，想冲那畜生般的通红面孔讲几句带刺的话，但他及时止住了。那士兵饥饿的小眼睛里闪动着仇恨和杀气，他惊恐地注意到危险的存在，好像所有引起仇恨和杀意的压迫、屠杀、枷锁、嫉妒和迷信都被驱赶到一个黑黢黢的小土坑里，而自己正站在坑边往下看。他眼瞅着那个把手指勾在扳机上的卫兵，身子退了回来。“我要见站长助理员。”他说。但他的直觉对他说：快点儿回到汽车那儿去，然后去追火车。

    “不是这条路，”那个友善的卫兵在背后喊道，“在你那边，穿过铁路。”一阵风雪沿着铁路呼啸而过，迈亚特很感谢风雪把他和卫兵隔开了。他所在的地方风并不大，因为风一刮到建筑物之间的小胡同里就被挡住了，然后绕过墙角朝另一个方向吹去。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空旷而又危险的车站里；他对自己说，他并不欠那姑娘的情，他知道她也会这么想。“我们两清了，”她会这样说，“你给我买了车票，我让你享受了一番。”但她那无所要求、百依百顺的态度反而使他不忍舍弃而去。在这种毕恭毕敬的谦卑面前，人们只好摆出豪爽大度的姿态。他穿过铁路，推开了一扇门。一个头发蓬乱的男人正坐在桌前喝酒，背朝着迈亚特。迈亚特说：“我想问点儿事情。”他希望自己的语气威严有力。他无须害怕一个平民百姓。那人转过身来，他发现那人一看到他，眼神马上变得傲慢又狡诈，他的心一下子冷了下来。书桌上方挂着一面镜子，迈亚特一抬眼便在镜子中十分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映像，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身材短粗，鼻子突出。突然，他觉得人们也许不光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因为他在这个寒酸的环境中显出阔绰的气派而憎恨他。“什么事？”那办事员说。

    “我想查问一个姑娘，”迈亚特说，“她今天上午从东方快车下来后被丢在站上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助理员傲慢地问，“如果有谁下了车，他们就是下车了。不是被丢在站上了。今天上午列车在这里足足停留了半小时以上。”

    “那好，有个姑娘出站了吗？”

    “没有。”

    “你是否检查一下车票，帮助查一查？”

    “没有。我不是已经说过没人下车吗？你还在这儿等什么呢？我可没闲空。”

    迈亚特突然意识到，即使接受那个助理员的意见结束寻找科洛尔，他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他已经尽力而为，而且他将摆脱麻烦。一时间，他把科洛尔想作一条引诱男人进去的小胡同，到了尽头，一面没有窗户的墙挡住了通路。世上还有别的姑娘呢，他又想到了珍妮特·帕多，她好像是大街，两侧灯火辉煌，热热闹闹的店铺，大街总能通到什么地方去。他已经到岁数了，他渴望结婚，生儿育女，落户安家，传宗接代。但他的思想太精确了。他不能忘记科洛尔不怀任何结婚的奢望，只是一心想公正地报答他，一心喜爱他，这激起了他的良知。他耳边又响起了她的声音：“我爱你。”那声音有如出乎意料的奇怪的哭喊。他在门口转身回到办事员桌旁，决心不遗余力，尽力而为。她也许正困窘地待在什么地方，一文不名，一筹莫展，或许还惊骇不安呢。“有人看见她下了火车。”

    助理员不耐烦地说：“你想让我干什么？跑到冰天雪地里去找她吗？我告诉你，我对她一无所知。我没见过她的影子。”当他看见迈亚特掏出钱夹，声音顿时拉长了。迈亚特取出一张五第纳尔的钞票，用手指轻轻捻平。“如果你告诉我她在哪儿，你可以得到两张票子。”办事员说话有点儿结巴了，泪水涌上了眼眶，遗憾万分地说：“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要是知道的话，一定乐意效劳。”突然，他面带喜色，满怀希望地建议说：“你应该到旅馆去看看。”迈亚特把钱夹放回口袋里。他已经尽了人事，便出了门，朝汽车走去。

    在过去这几小时中，太阳暗了下来，但天上飘飞的雪花晶莹闪亮，地上的雪堆洁白耀眼，都还显示着阳光的存在。此刻，太阳落山了，雪也像天空一样呈现出灰蒙蒙的色调；他在天黑之前是赶不回去了。待他来到汽车旁，他发现尽管散热器上盖了块毯子，但发动机还是冻住了，现在，连赶上火车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了。

    4

    约瑟夫·格伦利希说：“唱唱歌还真不赖。”虽说他抱怨这些歌空空洞洞，可他的眼睛已经哭红了。他费了好大劲儿才驱走了脑海中卖火柴的女孩和长着冰心的公主的形象。“想抓住我可没那么容易。”他绕着候车室走动起来，不时用潮润的拇指按按门窗。“我从来没进过监狱。也许你们感到吃惊，但这是真的。到我这般年岁了，可不能现在破这个例。况且他们还要把我送回奥地利呢。”

    “那儿在抓你吗？”

    格伦利希拉了拉背心，银制的小十字架抖动起来。“告诉你们我也不在乎。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不是吗？”他扭了扭脖子，态度突然变谦和了。“我在维也纳杀了人。”

    科洛尔惊恐地说：“你说你是杀人犯？”约瑟夫·格伦利希心想：我真想告诉他们。这事竟没人知道，太可惜了。眼疾手快？当然————“瞧那边，克鲁伯先生。”向上一抽线绳，瞄准，开两枪，那人动了几下就一命归西了，一切不过是两秒钟之内的事。但最好还是别说。他记起了他这行当中教人谨慎的格言和切忌炫耀的戒律————“天晓得会出什么事。”他把手指伸进衣领轻松地说，“我也是不得已。事关家门名誉。”他不再犹豫了。“他————怎么说才好呢？————他把我女儿的肚子弄大了。”这时他想起克鲁伯先生，他那又小又瘦的身材，他那怒气冲冲的话语：“真是乱七八糟。”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忍住没笑出声来。

    “你是说你杀了他，”科洛尔惊奇地问，“就因为他和你女儿好上了吗？”

    约瑟夫·格伦利希斜眼打量着窗户，估算着从地面到窗口的距离。他举起手，漫不经心地问：“我有什么办法呢？她的名声和我的名声……”

    “老天爷，”科洛尔说，“幸亏我没爸爸。”

    约瑟夫·格伦利希突然说：“也许你有发卡吧？”

    “你说什么，发卡？”

    “小刀呢？”

    “我没有发卡。我要发卡做什么？”

    “我有把裁纸刀。”津纳医生说。他把刀子递过去，说：“我的表停了。咱们回到这里有多长时间了？”

    “一个小时。”约瑟夫说。

    “那么还有两个小时。”津纳医生沉思着说。其他两个人都没有听见他的话。约瑟夫手拿裁纸刀，蹑手蹑脚地向大门走去，科洛尔看着他。“小姐，到这儿来。”约瑟夫说。科洛尔走到他身边，他悄悄对她说：“你有油脂吗？”她从提包里拿出一瓶冷霜交给他，他在门锁上厚厚地涂了一层，只留了一小块地方。他冲着自己轻轻笑开了，身体几乎弯成两折，眼睛对着门锁。“这也算把锁，”他满面喜色地小声嘟囔，“这也算把锁！”

    “你要冷霜做什么？”

    “让声音小一点儿，”他说，“让我干事时的声音小一点儿。”

    他回到那冰冷的火炉旁，招招手把他们都叫到一起来。“那把锁根本不管事。”他压低声音对他们说，“如果咱们能调开一个卫兵，就能跑掉。”

    “你会被枪打死的。”津纳医生说。

    “他们不可能同时开枪打三个人。”格伦利希说。看见他们俩沉默不语，他又启发他们说：“天很黑，还下着雪。”说完他就站到一边，等着他们作决定。他自己的头脑飞快地转动着。他将第一个跑出门，第一个跑开；他比那个老家伙和那个姑娘都跑得快；卫兵们会向那个最近的逃跑者开枪。

    “我劝你留下来，”津纳医生对科洛尔说，“你在这里没有任何危险。”

    格伦利希张开嘴想提出异议，但他什么也没说。他们三个人一起朝窗外张望，一个士兵斜挎着枪走了过来。“你打开门要花多长时间？”津纳医生问。

    “五分钟。”

    “那就干吧。”他敲了敲窗户，另一个卫兵走了过来。他那友善的大眼睛紧贴着玻璃朝候车室里窥望。屋子里比外边黑得多，他只能看见为了取暖而不停走动的模糊的身影。津纳医生把嘴靠近玻璃窗，用本国语言说：“你叫什么名字？”裁纸刀咔哧咔哧地刮着，有时刀子一滑就吱啦一响，但油膏使声音变得很低微模糊。

    “尼尼奇。”一个幽微的声音透过窗户说。

    “尼尼奇，”津纳医生慢慢地重复了一遍，“尼尼奇，我想，我过去在贝尔格莱德时认识你的父亲。”尼尼奇对这随口说出的谎话似乎毫不怀疑，他把鼻子紧贴在窗户上，但他看不见候车室里的情况，医生的面孔把一切都挡住了。“他六年前死了。”他说。

    由于熟悉贝尔格莱德的穷人，熟悉穷人的饮食，津纳医生相当有把握地说：“是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害病。胃癌。”

    “癌？”

    “疼痛。”

    “是的，是的，肚子疼。他就是那样的。一到晚上他就肚子疼，脸上直发烧。我母亲常常躺在他旁边用布给他擦汗。真没想到先生您认识他。是不是让我打开窗户，咱们好好聊一聊？”格伦利希的刀子还在嚓嚓地刮着，一个螺丝出来了，像根针似的叮的一声落在地上。

    “不用了，”津纳医生说，“你的同伴会不高兴的。”

    “他到镇上的兵营里找少校去了。有个外国人到这里来打听，他觉得有些不对头。”

    “外国人？”津纳医生问。他嘴里发干，心里萌生了希望。“他走了吗？”

    “他刚刚回到他的汽车那边去了，就在公路那边。”候车室里尽是阴影。津纳医生从窗边转过身来，轻声问：“怎么样了？能快点儿吗？”

    “再有两分钟就行了。”格伦利希说。

    “顺公路下去有个坐汽车来的外国人。他来打听过事情。”

    科洛尔合起双手，轻柔地说：“你瞧，他来找我了。你还说他不会来呢。”她轻轻笑了，津纳医生小声劝她冷静一些，她说：“我并没有歇斯底里，我不过是觉得高兴。”她觉得这次历险虽然吓人，但到底还是件好事，证明了他喜欢她，不然他是不会不辞辛苦地跑回来的。他一定误了火车，她想，这样我们只好在贝尔格莱德过一夜，也许是两夜，她开始想象那些豪华的旅馆、晚餐以及他搭在她胳膊上的手。

    津纳医生又回到窗前。“我们都很渴，”他说，“你有酒吗？”

    尼尼奇摇摇头。“没有。”他又犹犹豫豫地加上了一句，“路那边，卢基奇有瓶拉基亚。”在暮色中那段路显得挺远的，没有月光照亮铁轨，站长办公室的灯光仿佛不止一百英尺，而是在一百码开外似的。

    “做做好人，给我们搞点儿喝的吧。”

    他摇了摇头。“我不能离开大门。”

    津纳医生没有提出给他钱，他只是透过玻璃对尼尼奇说，他曾给他的父亲看过病。“当他疼得太厉害时，我就给他药片吃。”

    “小圆药片吗？”尼尼奇问。

    “是的，吗啡片。”

    尼尼奇把脸贴在玻璃上，考虑着。人们可以看到思想像鱼一样在他那半透明的眼睛里游动着。他说：“真没想到是你给他的药片。他常常痛起来时吃一片，晚上也吃一片。吃了这药片他才能入睡。”

    “是的。”

    “我该给我老婆讲的事真是太多了。”

    “酒呢？”津纳医生提醒他。

    尼尼奇慢吞吞地说：“我离开时你们若是逃走了，我就要倒霉了。”津纳医生说：“我们怎么能跑掉呢？门上了锁，窗户又太小。”

    “那好吧。”

    津纳医生看着尼尼奇走开了，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并转过身来。“现在可以了。”他说。他叹气是因为他又失去了安宁，斗争又重新开始了。他那该死的责任要求他尽力逃脱。

    “等一下。”格伦利希说，还在门那儿刮呀刮的。

    “外面没有人。卫兵在铁路的另一边。你出了房门以后在房子之间向左连拐两个弯。汽车就在公路上。”

    “我都知道。”格伦利希说，另一个螺丝叮的一声落在地上，“好了。”

    “我要留在这里。”津纳医生对科洛尔说。

    “但我不能。我的朋友就在下面公路上。”

    “好了。”格伦利希怒冲冲地瞪了他们一眼，又说了一遍。他们聚集在门口。“如果他们开枪，”津纳医生说，“就拐着弯跑。”格伦利希拉开大门，雪刮了进来。外面并不像屋里那么黑；铁路对面站长室的灯光在窗户上映出卫兵的影子。格伦利希第一个钻进风雪中，他的头几乎弯到了膝盖上，像球一样一蹦一跳地往前跑。其他人也跟着跑了出去。一跑起来才感到步步艰难。风雪交加把他们往回赶：雪迷住了他们的眼睛，风阻挡着他们的步伐。前面有一个高高的铁柱，像大象一样有个长鼻子，是用来给火车头供水的。科洛尔一头撞到铁柱上，疼痛不堪地抽了口气。格伦利希远远地跑在她前头，津纳医生在她的身后不远，她能听见医生吃力的喘息。他们的脚步在雪地里悄然无声，他们不敢喊那辆汽车的司机。

    没等格伦利希跑到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一扇门砰地打开了，有人大声喊叫着，还砰地响了一枪。格伦利希开头跑得猛，此时已精疲力竭了。他和科洛尔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了。卫兵又开了一枪，科洛尔听见子弹从头顶老高的地方嗖地飞过。她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向空中瞄准的。再有十秒钟，他们就能绕过墙角，跑出他的视野范围，而且汽车上的人也就能看见他们了。她听见又响起了摔门声，一颗子弹把她身边的雪打得飞起来，她加快了脚步。到达墙角时，她和格伦利希几乎已经肩靠肩了。津纳医生在她身后喊了一声，她想他一定是在鼓励她再跑快些。转过墙角之前，她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医生用双手扶着墙壁。她停下来，喊道：“格伦利希先生。”但他根本没理她，急急地绕过墙角，不见了。

    “往前跑呀。”津纳医生说。

    从地平线上几缕薄云后面散射出来的光芒消退了。“抓住我的手。”她说。他照她的话做了，尽管他用一只手扶着墙，竭力减轻她的负担，但对她来说，他毕竟是太重了。他们到达了墙角。透过暮色和飞雪，那辆汽车的尾灯在一百多码开外闪烁着，她停了下来。“我搀不动了。”她说。他没有回答，她把手抽开，他软软地滑倒在雪地上。

    她犹豫了几秒钟，不知该不该撇下他走掉。她确信不移地对自己说，这个人是绝不会勉强她的。不过他的处境很危险，而自己却没多大危险。她踌躇不决地站在那里，弯下身来看了看他那衰老苍白的面孔；她发现他的胡子上沾着血。从墙角那边传来说话声，她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津纳医生背靠一扇虚掩的大门坐着，她把他拖进屋里，关上门，但没敢插门闩。有人跑了过去，一架发动机突突地响着。随后那辆汽车吼叫着启动了。距离削弱了声音的强度，使它成为一种低沉的嗡嗡声。这间小屋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现在她即使想离开医生也为时太晚了。

    她摸了摸津纳医生的衣袋，找出一盒火柴，擦着一根火柴，看见屋顶像豆茎一样丫丫杈杈地横在当头。屋子的一边堆满了东西，有半墙高的样子。她又划着一根火柴，看到许多鼓鼓囊囊的麻袋堆了有两人多高。津纳医生的右边口袋里有一份折叠的报纸，她撕下一页，卷成一个纸捻，这样她就能有足够的光亮把医生拖到屋子另一头去，她担心卫兵随时都可能打开大门。但他的身体太重了。她把纸捻挨近他的眼睛，想看看他是否还有知觉，呛人的烟气使他苏醒过来。他睁开眼睛，不解地看着她。她小声说：“我想把您藏到麻袋堆里。”他似乎没有听懂，她又非常缓慢、清晰地重复了一遍。

    他说：“我不说英语 [39] 。”

    天哪，她想，我刚才要是离开他就好了；我现在要是在那辆汽车上就好了。他准是快死了；他根本听不懂我的话，想到自己将要孤零零地和一个死人待在屋里，她心中充满了恐惧。这时火焰熄灭了，被灰烬压灭了，她四肢着地跪在地上寻找报纸，撕下一页，折好，又搓成一个纸捻。然后，她发现自己不知把火柴放在哪里了，只好又趴在地上四下摸索。津纳医生咳了起来，靠近她手边，有什么东西正在地上蠕动。她以为是老鼠，吓得差点儿叫出声来，但等她终于找到了火柴，点亮纸捻之后，才发现是医生在挪动身子。他歪歪扭扭地向屋子尽头爬去。她想给他引路，但他却似乎没看见她。他缓慢地爬过屋子，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一直暗自奇怪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来看一眼。

    当津纳医生爬到麻袋堆边上时，他已经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他趴在地上，脸埋在麻袋堆里，嘴里往外流着血。一切责任又都落在科洛尔肩上。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快死了，就把嘴贴近他的耳朵说：“要我帮忙吗？”她怕他用德语回答，但这一次他却清楚地说：“不必，不必。”不管怎么说，她想，他是个医生，他一定知道。她问他：“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摇摇头，闭上了眼睛。他已不再流血了，科洛尔认为他好点儿了。她从麻袋堆上拖下几只麻袋，摆成一个刚够容纳他们两个人的小窝，又把麻袋堆放在进口处，好让站在门口的人无法看见他们。麻袋里装着粮食，十分沉重，她还没完成这项工作，就听见人声喧闹起来。她缩着身子蜷伏在小窝里，把手指交叉起来 [40] 。门打开了。一道手电光在她头顶的麻袋上晃了几下。随后门又关上了，一切恢复了沉寂。过了好久，她才鼓起勇气，完成了堆放麻袋的工作。

    “我们要误火车了。”迈亚特说，同时注视着司机一圈一圈地转着摇把，自动启动器已经失灵了。

    “我会加速把你送回去。”司机回答，最后，发动机终于启动起来，隆隆地响了两声便沉寂下来，接着又启动起来。“现在上路吧，”他说。他爬上座位，打开前灯，当他摆弄着发动机，想使它吼叫得平稳些时，他们身后的暮色里响起了一道爆炸声。“怎么回事？”迈亚特问，他以为是汽车发动机逆燃了。爆炸声再次传了过来，不一会儿，像瓶塞迸起似的又响了一声。“他们在车站打枪呢。”司机说着把手按在自动启动器上。迈亚特拍了拍他的手，让他松开。“咱们等一等。”

    他重复道：“等一等？”接着又赶紧解释说，“是当兵的，咱们最好快走开。”他不知道迈亚特心里是多么赞同他的意见。迈亚特早已是心惊胆战了；他从士兵的态度中看出了下毒手的杀机；但他却很固执，他觉得竭尽全力在苏博蒂察找到那个姑娘方能问心无愧。

    “他们来了。”司机说。有人沿着公路从车站那边跑了过来。起初，纷飞的大雪遮挡住了他，过了一会儿，他们才看到了一个左躲右闪的身影。那人又矮又胖，却以惊人的速度朝他们冲来，一把抓住车门想往车上爬。“出什么事了？”迈亚特问他，他喷着唾沫说：“快开车。”车门拉不开，他从车门上方爬了进去，上气不接下气地栽倒在后排座位上。

    “还有别人吗？”迈亚特问，“就你一个吗？”

    “是的，是的，就我一个人。”那人拼命想使他相信，“快开车走吧。”

    迈亚特向后倚过身去，想看清他的面孔。“没有一个姑娘吗？”

    “没有，没有姑娘。”

    车站建筑物附近什么地方亮光一闪，一颗子弹擦过挡泥板的铁皮。司机不等吩咐，一踩油门，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着跑开了。迈亚特再一次细细地端详起陌生人的面孔来。“你是坐伊斯坦布尔快车来的吧？”那人点点头。“在车站没看见一位姑娘吗？”那人忽然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把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他的话很不清楚，仿佛横冲直撞的汽车吞掉了不少词句。他说自己因为没向海关申报一条花边，一条很小很小的花边而被拘留了，当兵的虐待他，在他逃跑时还开枪打他。“你没看见一个姑娘吗？”

    “没有。没有姑娘。”他带着一副诚挚坦白的表情迎着迈亚特的目光。只有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在他那呆滞的眼神背后发现一点儿邪恶的火花，一丝狡诈的闪光。

    木墙在狂风中摇抖着，但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漆黑小屋里，躺在麻袋中间，却相当暖和。津纳医生来回翻动着身子，想减轻胸口的疼痛，但疼痛却缠着他不放，只是在翻身的一刹那间似乎略感轻快一点儿，一旦身子停住不动，苦痛便又袭来。有时，他听到外面的风声，便错把落雪的沙沙声当成海边滚动的石子的声音。此时此刻，他在谷仓里回忆起流亡国外的岁月，一幕幕栩栩如生；他不由得背起德语的变格和法语的不规则动词来。但他的抵抗意志削弱了，他未能向残害自己的敌人显示出不屈不挠、蔑视嘲弄的态度，却凄然泪下了。

    科洛尔·马斯克把他的头放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上，但他又把头挪开了。他把头反过来，转过去，嘴里念念有词，泪珠从脸颊上滚下来，落在胡髭上。科洛尔不再试图帮助他了，她竭力使自己耽迷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以忘却心中的恐惧。因此，假如两个人的思想都能向对方显现出来，这个谷仓中就会出现一幅混杂的奇异图景。在打出“宝贝剧团”字样的五颜六色的彩灯下，一个教士把长衫往胳膊上胡乱一搭，拿起一截粉笔朝黑板冲了过去；舞台小门内外，代理人门前楼梯上下，孩子们叫骂着互相追逐。在灰色的海岸区的一座玻璃房中，一个女人正向邻居诉说心事，同时却响着钟声，表示喝茶或上教堂的时间到了。

    “水 [41] ，”津纳医生喃喃低语着。“你想要什么？”她朝他俯下身子，想看看他的脸。“水。”

    “要不要我叫个人来？”他没有听见她的话。

    “你想喝点儿什么吗？”他根本不理睬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用德语重复着“水”。她知道他还处于昏迷中，但她实在是筋疲力尽了，而且他老是有问无答，也真叫她恼火。“那好，你就躺着吧。我反正已经尽心尽力了。”她爬开了，尽可能离他远些，想躺下睡一会儿，但墙壁摇动着，使她无法入睡，哀号的狂风使她有不胜孤凄之感，于是又爬回到津纳医生身边寻求慰藉。“水。”他又喃喃说。她用手摸了摸他的脸，他的皮肤又干又热，她不禁吃了一惊。也许他需要喝水，她想。她踌躇了一会儿，不知去哪儿找水，后来她恍然大悟，雪就是水嘛，她四周到处都在下雪，小屋的墙根下也堆着雪。对于该不该给一个发烧的人喝水，她多少还有点儿疑惑。但一想起医生干热的皮肤，她还是顺从了自己的怜悯之心。

    尽管水近在咫尺，搞到水却并非易事。她必须点燃两个纸捻，从麻袋堆成的小窝中爬出来，还不能让它们熄灭。她大胆地打开屋门，因为她现在几乎希望被人发现，可是，外面夜色黑沉沉的，四周没有一个人影。她捧了一把雪回到屋里，关上门；关门时带起的风把燃着的纸捻吹灭了。

    她喊了津纳医生几声，但他没有回答她；她想他可能已经死了，心里充满了惊恐。她一只手向前伸着，摸摸索索地往回走，一堵墙壁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停了一会儿才又走动起来，这时，她高兴地听见了窸窣的响动。她向出声的地方走去，却又一次被墙挡住了。她更害怕了，心想，这一定是老鼠在跑动。手里的雪开始融化了。她又喊了一声，这一次有人轻声回答了她。声音近在眼前，吓了她一跳，她伸手向旁边一摸，就触到了麻袋成堆的壁垒。她笑了，但马上又制止了自己。现在可别歇斯底里，大事小事全仗你了。她想，这是第一场由她主演的戏，心里多少舒服了一点儿。然而，在一片漆黑、没有掌声的情况下，是很难信心十足地进行表演的。

    当她找到麻袋堆里的小窝时，手里的雪多半已经撒掉或融化了，她把剩下的东西塞到医生的嘴里。这似乎使他感到舒服。雪在他的嘴唇上融化了，一点点滴入牙缝，他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太安静了，科洛尔点了根纸捻观察他的面孔，她惊喜地发现，他的目光是那么清醒专注。她对他说了句话，使他头脑里思绪万千，没顾上回答她。

    他躺在那里，思索着自己的处境，回味着二次失败的痛苦。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由于舌头触到了冰凉的雪水，他清醒了过来，起初还有些茫然不解，随后便记起了所有的事情。他从身体的疼痛可以判断是什么地方中了枪弹，他知道自己正在发烧，知道自己体内有一处致命的内伤在出血。他想到应该把嘴唇上的雪擦掉，随即他又意识到，如今他只需对自己负责，不必顾及别人了。

    当那姑娘点纸捻时，他正在想：格伦利希已经逃脱了。对基督徒来说，那坏蛋得以逃脱而自己却面临死亡的事实是多么难以解释啊，想到这里，他颇为高兴。他幸灾乐祸地微微一笑。但没过一会儿，他早年的基督教教养便很有讽刺意味地报复了他，因为他本人也开始试图解释这几天发生的一切，开始考虑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而别人又何以能获得成功。他看见他们乘坐的那列快车火箭般地划破夜空。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扒在列车上，一会儿倒向这边，一会儿倒向那边，身体的平衡点不断改变着，一会儿朝这边歪，一会儿朝那边斜，必须非常机敏灵活，随机应变。嘴唇上的雪完全融化了，不再让人觉得冰凉清醒了。那根纸捻还没烧到头儿，他的眼前就已是一片模糊，巨大的棚舍载着许多麻袋从他身旁飘然离去，进入黑暗之中。他不觉得自己是在屋子里，他觉得自己被丢到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屋子消失了。他的思想变得错乱了，觉得自己脚下有时像是一只船，有时像一颗彗星，要不然就是地球，或者只是从奥斯坦德到伊斯坦布尔的快车，但他到处都无法站稳脚跟，于是很快就跌进了无际无涯的太空。他连气都透不出来了，心胸俱空，齿发生寒。父亲和母亲点着满布皱纹的瘦削面孔向他致意，跟着他穿过太空，越过一群流星，告诉他，他们很高兴，很感激他，因为他做到了鞠躬尽瘁，因为他始终是忠诚不渝的。他被重力向下拖去，浑身疼痛难忍，他想说正是由于忠诚他才如此倒霉，人应该左右逢源些，但他透不过气来，不能回答他们，只好一路上倾听着他们那些安慰人的假话，万分痛苦地往下落着，落着。

    在这间谷仓里无法知道夜的进程；科洛尔划着一根火柴看了看手表，失望地发现时间流逝得很慢。后来，火柴越来越少了，她就不敢再划了。她寻思是否应该离开这里去自首，因为她现在对再见到迈亚特已不存希望了。迈亚特已来过了，他的所作所为已超过了她原来的期望；他不会再跑回来了。可是她害怕外面的世界，不是怕士兵，而是怕代理人，怕那长长的楼梯，怕房东太太，怕过去的生活。只要她还躺在津纳医生身旁，她就多少还保持着一点儿同迈亚特有关的东西————两个人都有的一段回忆。

    当然，她对自己说，我能给他写信，但他可能要在几个月之后才会回到伦敦。她不在他身旁，不能指望他的感情或情欲保持这么长时间。她也知道，当他回来以后，她能叫他来看望自己。他会觉得起码应当请她吃顿午饭，可是，“我并不是图他的钱。”她在黑暗的谷仓里，躺在一个濒死的人身边，响亮地低声说。她感到孤独，又意识到自己，天晓得是为什么，爱着那个犹太人，这些使她突然产生了抗争之心。为什么不呢？我为什么不该给他写信呢？他也许乐意收到我写的信，他也许仍然需要我呢，就算他不要我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去争取一下呢？老那么正正经经、规规矩矩，我都腻味了。她冲自己嚷，真不值得规规矩矩，这时她的思想同津纳医生非常接近。

    但她又十分清楚，规矩正派是她的天性，她生来如此，只好尽量利用这种气质。换一种玩法的话，她就会变成生手，该表现柔弱时却冷酷无情，该硬起心肠时却大发慈悲。即使现在，她也没有过多羡慕同迈亚特一起驱车驶入黑暗之中的格伦利希，她只是怀着愚蠢的忠贞怀念迈亚特，她回想着最后看见他在餐车上用手抚弄金烟盒的模样。但同时她又明白，迈亚特身上其实并无值得自己如此痴情的品质，只不过她乐于如此，而他待她还不坏就是了。事情只不过如此而已。她忽然又想到津纳医生，不知他的情况是否同她差不多，他对人太忠实了，其实对人狡诈些倒更好一点儿。她听见他在黑暗中艰难的呼吸声，心里一点儿不带怨恨或批评地再次说，这真不值得。

    迎着汽车前灯的光芒突然跃出了一条岔路。司机一愣，犹豫得久了一点，结果只好用力一扭方向盘，汽车以两只轮子为轴转了个大弯。约瑟夫·格伦利希从座位这一边栽到了那一边，吓得直喘粗气。直到四只车轮都着地以后，他才斗胆睁开了眼。他们离开了大路，汽车在一条乡间小道的辙印上颠簸行进着，耀眼的灯光映亮了正在抽芽的树木，看起来宛如一幅纸版画。迈亚特从司机身旁的座位上探过身来解释说：“他想绕开苏博蒂察，从一条放牲口的小路穿过铁路线。你最好抓牢点儿。”树木突然消失了，两侧出现了茫茫的雪原，汽车吼叫着冲下山去。小路被牲畜踩成了一摊烂泥，之后又上了冻。下边，两盏红灯猛地跳入他们的眼帘，一小段铁轨斑斑点点地闪着绿光。两盏灯前后摇动着，透过发动机的轰响，可以听见有人在叫喊。

    “从他们那儿冲过去吗？”司机冷静地问。他的脚已经准备踩油门了。“不必，不必。”迈亚特大声说。他觉得没必要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而招惹麻烦。他能看见那些手持提灯的人。他们穿着灰军服，拿着枪。汽车越过第一条铁轨，像一条搁浅的船歪着身子停住了，正停在士兵中间。一名士兵说了几句话，司机译成德语：“他要查证件。”

    格伦利希架着二郎腿静静地斜倚在座位上，一只手悠闲地抚弄着银表链。一名士兵瞅他，他便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谁都会把他当成带着秘书外出的阔商人。倒是迈亚特显得坐立不安，他蜷缩在皮大衣里，记起了路旁女人骂“臭犹太佬”的吼声，以及哨兵眼中的杀机和办事员的怠慢。在你世界的这些荒僻边远的角落里，在封冻的土地和瘦弱的牲畜中间，那些几乎已化为历史陈迹的古老的仇恨却依然存在着。有个士兵提着灯照了照他的脸，轻蔑地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迈亚特拿出护照，士兵倒拿着护照，仔细查看了上边的狮子和独角兽，然后说了一句德语：

    “英国人吗？”

    迈亚特点点头，士兵把护照扔回到座位上，又仔细查看起司机的证件来，他的证件像一本儿童读物，打开后拖成长长的一条。约瑟夫·格伦利希小心翼翼地向前探了探身子，从前排座位上拾起迈亚特的护照。当红光晃到他脸上时，他咧嘴一笑，挥了挥护照。士兵把他的同伴叫了过来，两个人站着，在灯光下打量他，低声交谈着，根本没注意他的姿态。“他们要干吗？”他抱怨了一声，却仍然满脸堆笑。一个士兵下了命令，司机把话译了过来：“站起来。”

    他遵命站了起来，一手拿着迈亚特的护照，另一只手抓着银表链。两个士兵举灯将他从头到脚照了一遍，他没有大衣，在寒气中哆嗦着。一个士兵笑起来，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肚皮。“他们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司机解释道。

    “什么是不是真的？”

    “你的胖肚皮。”

    约瑟夫·格伦利希面对侮辱只能强扮欢颜，一个劲儿微笑着。这两个不知名的笨蛋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今生他再也没机会碰见他们了。他一向是睚眦必报，这是他的骄傲，也是他此时此刻的苦恼。将来总得有什么别的人当替罪羊，让他出掉这口恶气。他用德语恳求司机说：“你不能从他们身上冲过去吗？”眼下他只好如此了。两个士兵逐条逐点地议论他的时候，他笑容满面，手里摇着护照。随后士兵向后退了退，点点头，司机按了按自动启动器，汽车开过了铁路，慢慢爬上一条布满辙印的长长的小路，格伦利希回头看了看，两盏红灯像纸灯笼似的在黑暗中上下晃动着。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在找什么人。”司机说。其实约瑟夫心里最明白。不正是他在维也纳杀了克鲁伯吗？不正是他一小时之前从卫兵的眼皮下逃出了苏博蒂察吗？不正是他格伦利希动作迅速，从不迟疑，堪称机警麻利吗？他们封锁了所有的路口，但他还是溜出来了。但是，他脑子里也闪过了一个隐秘的念头：如果他们找的是他，他是混不过去的。他们正在搜索别的人。他们认为别的什么人更重要。他们发出了有关那个动作迟缓的老医生的特征描述，却没提他约瑟夫·格伦利希，尽管他杀了克鲁伯，而且吹嘘自己“五年没进过班房”。他甚至忘却了对开快车的恐惧。他们乘坐的老爷车嘎嘎乱响，在黑暗中颠颠簸簸地行驶，格伦利希一动不动地坐着，心中思忖着世道的不平。

    科洛尔怀着一种陌生的异样感觉醒了过来。她坐起身来，装着粮食的麻袋在身下窸窣作响。这是唯一的响动，下雪声已经停了。她倾听着，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津纳医生死了，她听不到他的呼吸声了。从很远的地方，一辆汽车换挡的声音透过幽幽的夜色传到她耳朵里。那声音如同摇尾乞怜的狗一样，来到了她的身旁。

    要是津纳医生已经死了，她想，我就不必待在这儿了。我要去找那辆汽车。就算是当兵的在开车，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说不定……真希望在这句话中留下一段空白，像饥饿的小鸟张着嘴一样。她跪立起来，伸出一只手撑住身体，又摸了摸医生的脸。他的脸还有热气，但一动不动，她在他嘴边触到一层像老皮那样又脆又干的淤血。她尖叫了一声，随后安静下来，心里也有了主意。她摸到了火柴，点起一根纸捻，但她的手颤抖着。她肩负的重任虽说尚未完全压垮她的神经，也真让她有点儿吃不消了。过去一个星期里似乎每天都遇到需要她决定的问题，每天都产生需要她掩饰的恐惧：“有个在君士坦丁堡演出的活儿。干不干随你。楼梯上还有十几个姑娘呢”；迈亚特把车票塞进她的包里；房东太太唠唠叨叨地说这说那；还有奥斯坦德码头上轮船的事务长叫她记住他时，突然袭来的对异国他乡的畏惧感。

    在纸捻的火光下，医生睿智的目光又一次使她惊骇不已。但这是凝固的、僵死的智慧。她看看旁边，又转头看看他的脸，那目光依然如故。我不知道他会这么吓人，她想，我不能再待了。她甚至担心他们会把医生的死归罪于她。这些外国人，她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可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好奇心，她仍旧耽搁着。纸捻越烧越短了。他有过女朋友吗？想到这里，她觉得医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死者。她更仔细地瞧了瞧他的面孔，这以前她从来没敢这么做。风度随生命一起消失了。她第一次注意到他脸上的线条极为粗糙，如果不是这样瘦削，这张脸一定会令人生厌；也许正是由于他总是食不果腹，忧虑重重，他的面容才显出几分智慧和敏锐。即使在死后，在一小条报纸燃起的摇曳的蓝光下，那张面孔也极为古板，没有一点儿幽默。也许他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从来没有过女朋友。她想，如果有个人同他生活在一起，偶尔笑话笑话他，他就不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他就不会凡事都那么认真，他也会学得见怪不怪，听其自然，那是唯一的活路。她摸了摸那长长的胡髭。这把胡子挺可笑，也招人可怜，却永远不会显得英勇悲壮。这时纸捻熄灭了，她看不见他了，过不了多久，她会完全忘记他，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已经被埋葬了。外面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和汽车行驶声，她的思想立刻被引了过去。她方才的叫声让人听见了。

    从那扇关不严的房门底下，窄窄一道光淌流进来；门外响起了说话声。一辆汽车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从外面的公路上驶了过来。脚步声离去了，一扇门被打开，透过谷仓薄薄的墙壁，她听见有人在隔壁的麻袋中搜寻；一只狗抽着鼻子嗅着。这使她想起过去的一个星期天，平坦单调的诺丁汉田野，她曾和一小伙矿工一块去抓老鼠，还有一只名叫花花的狗。花花从谷仓里跑进跑出，而他们所有人围成一圈，手里拿着棒子。门外有人在争论，但她一点儿也听不清楚。汽车停住了，但发动机还在轻轻转动。

    棚屋的门被打开了，手电光向上一晃，照到了麻袋上。她用胳膊肘撑起身体，透过麻袋围垒的缝隙向外看，她看见了那个戴夹鼻眼镜、脸色苍白的军官和那个在候车室外警卫的士兵。他们穿过屋子朝她走来，她的精神一下子垮了，坐等别人发现自己的过程是那么漫长，她再也受不了啦。那两个人半转过身正要往回走，她站了起来，叫道：“我在这里！”军官猛地转过身来，拔出手枪。随后他看清了这人是谁，仍站在屋子中间，端着手枪，问了她一个问题。她觉得自己理解他的意思，就说：“他死了。”

    军官下了命令，士兵走上前来，慢吞吞地动手把麻袋拖开。就是这个士兵拦住了她去餐车的路，因而她非常恨他，但当他抬起脸，可怜巴巴而又满怀歉意地朝她笑笑时，她的恨意全消了，这时那个军官在他背后有点儿不耐烦地斥骂着。他拖开小窝口上最后一个麻袋，他们俩的脸差点儿碰上，在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就像跟一个性情平和的人谈了话似的，获得了某种慰藉。

    彼特科维奇少校见医生一动不动，于是就穿过屋子，把手电径直照到死者的面孔上。在手电光的照耀下，医生那长长的胡子显得发白，睁开的眼睛像玻璃一样反射着光线。少校把手枪向士兵递过去。那士兵霉头霉脑的外表上，快活的天性和残留的一点儿单纯的幸福感一下子崩毁了，好似一所楼房的各层地板全部倒塌，只剩下墙壁还立在那里。他吓坏了，话也不会说了，一动也不动；手枪依然留在少校的手掌上。彼特科维奇少校倒没有动怒；他透过金丝夹鼻眼镜好奇而又坚定地瞅着对方。他对兵营中人们的各种情感了如指掌，在他的书架上，除了有关德国战略的旧书外，还有一小排关于心理学的书，他像忏悔牧师一样熟悉每个士兵的心，知道他们如何残忍又如何善良，何等狡猾又何等单纯；他知道他们的乐趣所在：拉基亚酒、赌博和女人；他也知道他们的抱负，尽管这种抱负只不过是想给老婆讲点儿惊人或有趣的新闻而已。他最擅长因人而异地整治这些士兵，晓得如何摧毁他们的意志。刚才他嫌那士兵搬麻袋的动作太慢而很不耐烦，但现在却一点儿也不动气；他任凭那枪留在手掌上，冷静地重复了一遍他的命令，同时透过金丝眼镜盯着那个士兵。

    士兵低下头来，用手擦了擦鼻子，痛苦地斜视着地面。随后他接过手枪，对准了津纳医生的嘴。这时他又迟疑起来。他抓住科洛尔的胳膊，用手一推，使她脸朝下倒在地上。她趴在那里，听见一声枪响。那士兵使她免于目睹惨状，却不能使她不去想象。她跳了起来，向门口跑去，一边跑一边阵阵作呕。她曾盼望摆脱黑暗，但屋外汽车前灯的强光朝她射来时却有如当头一棒。她倚着门，竭力想站稳点儿，她感到无比孤独，比刚才醒来发现津纳医生死了时更孤独；她痛苦，绝望，她需要迈亚特。而人们在汽车旁边争吵着，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酒气。

    “这是他妈的怎么啦？”有人说，那群人往两边分开，沃伦小姐在中间出现了。她面孔红肿，但得意洋洋。她抓住科洛尔的胳膊。“出什么事了？不，现在别对我讲。你病了，你马上和我离开这里。”士兵们站在她和汽车之间，少校从屋里出来，走到人群中。沃伦小姐急促地低声说：“对他们要事事顺着来，只管多说好话。”她伸出结实的大手拉住少校的衣袖，讨好地说了起来。他想打断她，但她的滔滔话语冲走了他的声音。他摘下眼镜擦了擦，有点儿不知所措。威胁是无济于事的，她会整夜纠缠着提抗议，而且她的话言之成理，这对他很有诱惑力，拒绝有理的事情是违背他天性的。在这番道理背后，她还隐约流露出另一层迥然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理由，一种重要的外交因素。他又擦了擦眼镜，点点头，向她让步了。沃伦小姐抓住他的手，紧紧握了一下，她的印章戒指在他那直往回缩的手指上压出一道深深的印痕。

    科洛尔软软地倒在地上。沃伦小姐摸了摸她，她晃了一下，想挣脱出来。嘈杂的人声消失了，在寂静之中，大地在她眼前晃动起来。很远的地方有个声音说：“你的心脏不好。”她又睁开了眼睛，以为在身体下方会看见医生那衰老的面孔。但她却躺在一辆汽车的后座上，沃伦小姐正在给她盖毯子。她倒了一杯白兰地，端到科洛尔嘴边；汽车发动机的抖动使两人摇晃着碰到一起，酒泼洒到科洛尔的下巴上；科洛尔朝着面前那张有八九分醉意、通红而又温柔的面孔笑了笑。

    “听着，亲爱的，”沃伦小姐说，“我先带你回维也纳。到维也纳我就能往回发电讯稿。如果有哪个臭下流坯想打你的主意，什么也别说，连个‘不’字也不要说。”

    科洛尔一点儿也没听懂这话的意思。她的胸口隐隐作疼。汽车转了个弯向维也纳驶去，车站的灯光熄灭了，她依然执着地思念迈亚特：不知他现在到哪里了。胸口的疼痛使她呼吸困难，但她决心忍住痛不出声。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他的容颜；她的耳边回响着他的絮絮低语，诉说着他们将在君士坦丁堡一起生活的打算；只要一张口，描述疼痛症状或要求帮助，她就会失去这一切幻象。我绝不会先负情，她固执地想着，同力图占据她思想的其他画面拼命斗争着：黄昏公路上汽车灯发出的闪闪红光，纸捻火光下津纳医生凝滞的目光；最后，她还同疼痛，同艰难的呼吸，同哭喊的愿望，同头脑的昏迷拼命搏斗，它们要剥夺她头脑中所有的幻象，包括她尽力驱赶的津纳医生的形象。

    我记着呢，我没有忘记。但她还是忍不住喊了一声。这声音很低，被汽车的嗡嗡声淹没了。沃伦小姐没听见她的呼叫，也没听见她随后的喃喃低语：“我没有忘记。”

    “独家消息，”沃伦小姐用手指敲着毯子说，“我要让它成为独家新闻。这是我的报道。”她自豪地说，在满脑子的大字标题和大号铅字后面，在她思想的隐秘深处，她唤出了另一个梦境：穿着睡衣的科洛尔在倒咖啡，穿着睡衣的科洛尔在调鸡尾酒，在装饰一新和恢复生气的公寓里，科洛尔悄然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