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且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他无法再评判很多东西的价值，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行为的摇篮，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如果一位行动者，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值得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这样一种如痴如醉的热爱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被如此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驱散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并且在这之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Niebuhr） (2) 曾将这种立场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历史，”他说，“如果能得到详尽的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有，并强调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只是偶然的————这里我说的是强调，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具有异常强烈的意识。而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一个能够为给定方式附加上更深情感的灵魂。”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是“超历史的”，因为处于这种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从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过严肃，并且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下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存在这个问题。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意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超历史的立场”。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会说，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加美好。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David Hume） (3) 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

    第一轮轻快地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把他们称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这座山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总是在说历史，但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是多么的非历史，也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也是“不”，但理由不同。这是那些不认为可以从进化中得到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完整的，都实现了其目标。未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这一教导的目的是幸福还是放弃、是美德还是惩罚，这些超历史的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反对所有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方法时，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尤其在多样性上是一样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包含永存不朽的各种各样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的图景。正如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不变的和基本的需求，了解这些需求的人因而不能从不同语言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哲学家也是从内部来看待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他对象形文字的原始含义有一种神圣的洞察力，甚至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开始感到厌倦了。无尽的事件匆匆而过，怎么会不带来饱足、恶心和厌恶呢？因此，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人最终也许会准备发自内心地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4) 一起说：“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值得汝痛苦，而世界不值一叹。我们的存在只是痛苦和厌倦，而世界只是泥土————别无他物。平静些吧。”

    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我们宁愿在愚昧之中快乐地度过今天，像那些不断前进、尊重世界历程的态度积极的人那样，过一种愉快的生活。我们赋予历史事物的价值也许只是一个西方的偏见，但让我们至少在这个偏见里前行几步，而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学会将研究历史作为通往生活的一种方式！只要我们确信自己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因为那样的话，在生活面前，我们的愚昧将会比他们的智慧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为了把生活与智慧之间的对抗说得更明白些，下面我像通常那样，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个被充分理解并被压缩成一项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已经死掉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尤其是作为它历史力量之源泉的世俗而黑暗的视野。对于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并被允许来支配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追随着一个强大的、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才能为未来带来成果————也就是说，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力量，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而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出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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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 译者注

    (2) 巴特霍尔德· 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 译者注

    (3) 大卫·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 译者注

    (4) 贾科莫·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哲学家。————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