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执政府与战后重建

    《亚眠条约》签定后，第一执政得以从容地改革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内政，实行重建政策，缓和调解1799年雾月18日之后的派系争端，同时巩固自身的统治权力并削弱一切可能危害它的事物[1]。尽管改革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国家的许多机构及部分地区的社会框架在革命的可怕冲击下已经变得破败、扭曲和混乱。在这种和平状态下，第一执政得以从多方面重建永久的国家政治体制，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有力地影响国家生活并向自己的目标迈进。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由于第一执政的军事经历和对自身权力的坚守，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统治法兰西。第一执政不仅能力超群，还占尽天时地利，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坐上统治者的位置。如今，革命解放了土地，解除了贸易限制，打破了法兰西的封建枷锁，确保了比《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更真实、更普遍的平等权利，为未来的繁荣发展与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的破坏有多严重，这些事件就有多伟大，而且注定经久不衰。但当政府的最高统治机构刚从长期的软弱和压迫中走出来，并由强大却沉重的军事专政掌控时，仍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组织处于混乱之中。国家的行政体制、长期混乱不安的教会甚至社会团体，都需要秩序、安宁和改革。同时，曾经的敌意逐渐沉淀下来。随着政治激情的消失，渴望安宁已成为主流意识。在革命中获益的不同阶级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即使无视理想，也要在基于稳固的政府和法律的政权中获益。除了一小部分保皇党和极端无政府主义者，所有党派都接受了现状。整个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带着盲目的信心仰望拿破仑，陶醉在他的荣耀中，对他的伟大付出深怀感激。举国上下无不期待他大展宏图，听从他指挥。

    拿破仑首先将注意力放在了整个国家的内部管理上。财政改革恢复了国家信誉，保证了税收，而经济虚假繁荣和真正疲软的原因尚未发挥作用。尽管如此，其他领域仍然混乱不堪。第一执政所做的一切遭到了有才识的思想家的谴责，但他独创的许多政策都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并将延续下去。第一执政最为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改变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司法制度。根据现有的陈旧制度，国民议会需经普选产生，但现在拿破仑要彻底改变这种制度。第一执政决定效仿英国，即法官由政府任命，并且通过增加低级法官的人数让越来越多的法兰西人获得公正的待遇。他还通过建立一系列的上诉法庭，实现权力均匀分布。在旧高等法院的基础上，这些上诉法庭采取了更优化、更现代的程序。这次重要的改革改良了古代君主制，却也因为针对政治犯的特别法庭制度而名誉受损；但事实上，特别法庭制度在法兰西一直存在，而且在法兰西大革命时期曾被严重滥用。

    制宪议会曾提出制定一部法典的计划，国民公会也已经开始为此行动。而第一执政的下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国家制定这样一部法典。几个月后，在第一执政的积极推动下，盘根错节的惯例和风俗得以通过文字展现出来，并融合成了一个和谐的法律体系，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法律标准。尽管这部法典在很多方面具有专制成分，但其真正的价值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有所体现。这份崇高的工作通常是由专业律师负责，但拿破仑自称是法典的主要制定者，甚至法典中的有些地方也体现了他的敏锐与智慧。然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内政变化也许是第一执政关于附属国地方权力的安排，以及附属国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改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制宪议会赋予了地方政权过多的权力，而国民公会却限制了这些在大革命中表现出极大危害的过度权力。拿破仑则将国民公会这种限制和压缩的原则放大到了极限。省市级议会的权力几乎被全面压制。先前已经被削弱了的革命政府的影响力如今几乎消失殆尽。国民自卫队变成了军队的附庸。总督与副总督对地方事务进行官僚统治，与中央政府关系密切，在很多方面与波旁王朝的皇家督察官非常相似。

    拿破仑不仅能力超群，还占尽天时地利，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坐上统治者的位置

    第一执政接下来的伟大措施是在新条件下重建自黑暗时期以来就存在的国家与教会之间的联盟。在他掌权时期，国家对神职人员的迫害已经结束。但由于这几年事故频发，教会各部门变得混乱不堪，不仅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不够和谐，而且职能不够明确和规范。对1790年宪法进行了宣誓的与拒绝宣誓的神职人员之间因长期不和而分裂。这种不和在全国各地的神职人员中普遍存在。绝大多数主教是移民贵族，而他们的辖区已然空虚。所有教区都缺乏主教的统领，而主教统领是罗马天主教纪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由于教会的财产被清理，加之主教的职责也因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改变，所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一直处于教权停止的状态。罗马教廷的公开不满加剧了教会的混乱，成为国家教会虚弱的真正根源，唤起了数百万法兰西人的良知。在这种情况下，在与当前支持他的天主教最高法院进行了长期谈判后，第一执政取得了所谓的《罗马协定》。《罗马协定》一定程度上调解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教会和公民权力，解决了教会的许多问题，并将教会与新秩序直接联系起来，令教会接受政府控制。通过这个著名的和解协议，所有教派的自由得到了绝对的保证，主教辖区数量大幅减少，辖区教众与所有的神职人员的薪资由国家发放，国家统治者对教会事务拥有绝对权威。但同时，等级森严的天主教被宣布为国教，其组织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如果教会最终失去了原先的地位，并与革命国家联系在一起，那它就会得到支持与帮助，从而令它的内部状况相对安全。而且不管曾经经历了什么，教会内部冲突也会因教士们得到了平等对待而大大减轻。拿破仑亲自出席了庆祝法兰西教会重建和重归地方的宗教仪式。于是，这个时代出现了精彩的一幕。几年前，“理性女神”在巴黎圣母院的走廊上与革命崇拜者们极尽放纵；现在，在这位革命士兵的命令下，基督教信仰最神秘的庆祝仪式在这里重现。

    当《罗马协定》使教会和所有的精神事务顺从世俗管理时，有关它最终是否能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推行宗教信仰的疑虑出现了。但《罗马协定》倾向于恢复秩序，消除不和，促进和平。如果《罗马协定》扩大了新统治者的影响力，那么这位统治者肯定还有别的动机。继《罗马协定》之后，公共教育体系的改革也开始了，教育改革同样实行国家垄断政策，从而把政府的权力扩大到全国。其实，第一执政的目标绝不仅限于此。我们只是大体描述了这些措施。有些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回归中央集权的改革，尽管已经显现出了一些恶果，但它们确实从整体上极大地改善了事务管理模式，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国家的福祉做出了贡献。尽管专制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烈，但这些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满足了法兰西人民的需要。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执政还采取了其他手段来巩固自身统治。他要巩固权威，就离不开那些曾助他取得权力的手段。他不仅改善了军队的纪律和组织形式，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军队精神，消除了将领之间的猜忌，并将军队民族的、革命的本能转变成了对他本人炽热的忠诚。如同所有士兵出身的、有才华的政治统治者一样，第一执政将刀剑那无所不能的力量隐藏在了国家治理中，并努力争取国民对政府的支持，还把这些支持和他所创造的或依赖他而存在的大量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为了这个目的，第一执政虽然在法律上规定法兰西人生而平等，但也逐渐建立了一个官僚阶级，并将这一官僚阶级扩大为一个新型的贵族阶层。他尽其所能地把这个新型贵族阶层和在大革命中残留下来的贵族融合在一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再次启用了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等级区分制度，也就是荣誉军团勋章制度，并冒险重新启用头衔。通过这些手段，那些通过革命而增加了自身影响力的法兰西人形成了新贵族阶层，并越来越强烈地依赖第一执政。但事实再次证明，这个新贵族阶层是个可悲的产物，是不稳定、不可靠的，根本不会受到尊重。不久之后，第一执政又将自己的十年执政任期变成了终生执政。这表明了当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发展态势。由第一执政指派的新元老院的权威立即增强了，并更多地依赖于第一执政的意志。尽管西哀士对民众声音的限制从名义上减轻了，但曾多次表示反对独裁者的护民官仍然被仔细地清理了，实际上都被并入了毫无发言权的立法机构。尽管这次《共和八年宪法》的改革像之前一样，是由绝大多数法兰西人民普选产生的，但这一改革却更完美地体现了恺撒式的专制主义。

    巴黎圣母院里的“理性女神”

    至此，拿破仑政府基本上成了由一人统治的政府，秩序井然，其权力遍布全国，聚集了国家的所有力量，塑造和控制着民族生活，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具有相当强大的影响力。尽管国家新出台的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制宪议会试图摧毁的古代制度存在着共同之处，但拿破仑的统治在很多方面仍与波旁君主制大不相同。新制度尽管相对更专制而且有时更具压迫性，但也更民族化、更公正了。而新制度的致命弊端就是一切权力与事务都基于某个人的意志，从而完全违背了自由理念。这样一来，即使这一制度存在明显的优势，也仍会或多或少地削弱国家的意志。总之，无论它如何耀眼夺目...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