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恐怖统治

    1793年6月2日的革命运动赋予了雅各宾派至高无上的权力。接下来，其领导人不断巩固自己不择手段得来的地位。统领巴黎革命政府和大部分地区的雅各宾派以及最终在国民公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山岳派开始掌控政府。他们的影响遍布整个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这不仅是因为雅各宾主义广受支持和民众的需要，还因为国家利益和民族情绪亟待维护。不管丹东的政策如何不完整，现在已经付诸实施。虽然不断有新的力量诞生并尝试抵制反法同盟，但反法同盟也在不断寻求扩张并通过屡试不爽的方法在各地巩固政治煽动者们的胜利果实。实际上，如果不进行暴力反抗，无政府状态就不会取得胜利。有一段时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不仅面临外敌，而且内部纷争严重，大有分裂之势。一些吉伦特派领导人逃过了逮捕，与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竭力发动起义来反对所谓的雅各宾暴政。不久，即便是信奉革命原则的一些省份也出现了不满情绪。得知温和派倒台的消息后，南方城市里原本就充满了怒火的阶级战争再次升级。1793年6月2日事件后的一个月里，诺曼底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起义。在勃艮第、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多芬和郎格多克，到处都充斥着威胁的声音。马赛、波尔多、图卢兹和格勒诺布尔等地的富人阶层公开反抗中央政府。紧随其后的是土伦和里昂。同时，西部骚乱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如今突然恶化了。在普瓦图、昂儒和布列塔尼的部分地区，成千上万的武装分子以“神和王”为战斗口号发动叛变，公开反抗没有宗教信仰的、弑君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领主们大都以土地为生，深受教会的影响。因此，即使革命带来的是好处，农民也几乎不在乎。但当革命发展到凌辱他们所敬仰的领主时，当可怕的法律反对他们敬爱的教士时，农民明确地表现出了愤怒。当听到路易十六被处决的消息时，农民发动了起义以表达愤怒。当政府用卑劣的手段强迫他们的孩子参军并为邪恶的事业而战时，农民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到1793年年中，农民组成了强大的叛乱组织，即将证明自己比卑鄙的敌人走得更远。这就是著名的旺代战争的开端，也是革命大剧中最黑暗的一个情节。

    旺代叛乱中的反叛者

    虽然旺代战争令处于外敌入侵危机中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并没有压制住法兰西当前的霸权力量。雅各宾领导人中，大多数卑鄙无能，大胆而坚定的人寥寥无几。丹东敦促国家管理力量加倍努力。通过投票招募来的三十万军队奉命前往边境。在准备执行所谓的“总动员令”的同时，雅各宾领导人转而反击国内的对手，并在巴黎建立了一支“革命军队”。这支队伍以国民自卫队为后备部队，向叛乱的地区进发。军队命令造反的城市投降，派遣使者去挑拨群众，使其反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敌人、陌生的盟友”。同时，最民主的宪法成了人民的关注点。真正的爱国人士在各地组成革命委员会，支持雅各宾派领导人，并宣布实施最高限价政策和向富人收税，以确保穷人能舒适度日。被称为革命法庭的奇怪机构每天把受害者送上断头台，把疑犯关进监狱。恐怖统治虽然暂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长远看来注定会失败。事实上，里昂和土伦已经长期存在武装力量。事出有因的旺代叛乱中，起义军起初都是由新征的士兵组成，后来发展成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北方的起义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没过多久，几乎所有的南方城市的叛乱也被镇压或收服了。当然，叛乱势力迅速崩溃绝不仅仅是由雅各宾派的行为导致的，尽管两者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巨大的。雅各宾派占领了首都的同时，也迅速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其他地区取得了胜利，而这些地区早已在很大程度上受雅各宾派控制。此外，穷人与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关系也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分裂的一个普遍原因。在国家的现有状态下，即使疯狂的情绪不受刺激，穷人也一定会占据上风，更何况雅各宾派获得成功的原因仍在发挥作用。凡是反对丹东及其支持者抗击外来侵略者的人和事，都是叛国的，对1789年至今所发生的一切来说都是致命的。

    因此，一度席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内战很快就局限在某些地区了，而且中心范围还在不断缩小。同时，强大的反法同盟取得了什么成就呢？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赢得了巨大的胜利。皮埃蒙特人和西班牙人或许本可以越过普罗旺斯和鲁西荣，从而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南部的暴动变得势不可挡。但由于缺乏得力的指挥，他们收获甚微。共和党的军队尽管处处受挫，却仍坚守阵地，顽强抵抗实力相当的外敌。最终，北部和东北部迎来了真正的胜利。毫无疑问，如果反法同盟齐心协力，或阵营中有优秀的指挥官，巴黎可能会被轻易攻破，法兰西革命也会立刻被镇压。但实际上，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分裂了。同盟军中没有一位将军具备傲视战争规则的能力。反法同盟军在绵长的战线上缓慢前进，指挥官们各怀心思，没有人敢于冒险推进或者拿下法军阵地上的要塞，尽管这些要塞在没有防守时根本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仅围攻美因茨、瓦朗谢讷和孔代，就耗时半个夏季。攻破这些地方后，反法同盟军企图侵入皮卡第。此时，反法同盟军内部产生了分歧。英国特遣队被派去围攻敦刻尔克，而奥地利军队则在法兰西佛兰德斯徘徊，意图征服比利时————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一个省————以扩充自身实力。法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却因师老兵疲而不得不全线撤退。法军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北方的法军在巴黎的几次战斗中几乎被赶到了索姆河，却也因此得到了招揽兵力的机会，而没有像原本预想的那样轻易被摧毁。一部分匆忙组建起来的军队被编入法军，大部分士兵要么是来自波旁王朝旧部的经验丰富的军人，要么是来自瓦尔密和热马普的志愿军。于是，一支战斗力超强的法军集结起来了。在雅各宾政府的强制命令下，这支军队立即前往阵地抗击入侵者————尽管这些入侵者根本不知道何为“入侵”。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受到强大的攻击，不得不包围敦刻尔克。而令欧洲大为震惊的是，分裂的反法同盟军开始踌躇不决并在法军面前退缩了。法军从反法同盟军的犹豫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虽然法军仍像以前一样懦弱，但却因此燃起了爱国热情。

    围攻美因茨时，反法联军用热气球观察美因茨要塞的军情

    反法联军围攻瓦朗谢讷

    1793年深秋，飘摇不定的气运毅然站到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一边。法军新兵大量赶往前线，在不断的胜利中逐渐成长为优秀的士兵。拉扎尔·卡诺掌控了军事大权，把握着军事大方向。尽管他的策略不健全，但比起敌人的愚蠢要好很多。他的确堪称伟大人物，只是人们对他的评价仍有些言过其实。堕落的君主制政权时期的将军们销声匿迹了，或者说，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失败了。于是，军队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优秀将领来领导新组建的军队。尽管决策失误不可避免，但多数士兵和军官都展示出了非凡的战斗力。毫无疑问，恐怖统治能增加爱国主义的力量。数千人被强行赶往营地，见证失败将领的死刑。然而，高尚的荣誉是由人民创造的。在如此无望的情况下，人民英勇奋战，打击敌人的弱点，并取得了胜利。得益于拉扎尔·卡诺的巧妙灵感，一支法军小分队从莱茵河迅速出动，而盘踞在莱茵河的普鲁士军队依然按兵不动。在这支法军小分队的援助下，让-巴普蒂斯特·儒尔当在瓦蒂尼打败了奥地利军队，并开辟了进入低地国家的道路。年轻的拉扎尔·奥什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战争理论。1793年年底，他通过大胆而有效的进攻穿过了孚日山，将布仑斯威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费迪南的部队与维尔姆泽的部队隔开。那些不知所以的反法同盟军刚占领了阿尔萨斯，就被赶走了。通过这些行动，非常重要却又极为脆弱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北部边境基本从反法同盟军手中夺回了。虽然法军在南部边疆地区的成绩差强人意，但共和国的敌人已经士气锐减。同时，在一场可怕的围攻后，里昂沦陷了。尽管在旺代的战争尚未结束，但保皇党的事业正在迅速衰落。在这场政治大剧中，自称为“天主教军队”的部队赢得了一系列胜利，农民军队中的革命新兵和将军各自展示了强大的战斗力。最终，美因茨的驻军和一位真正的指挥官让-巴普蒂斯特·克莱伯脱颖而出。尽管战争是持久的、令人绝望的，但技术和战术必然会占据上风。普瓦图的绍莱战役失败后，旺代人被驱赶到卢瓦尔河以北。随后，旺代残留部队在萨沃奈几乎被全部歼灭。暴动的力量如此可怕，否则起义军也不会在几个月前不可思议地攻进巴黎，夺取首都。

    拉扎尔·卡诺

    让-巴普蒂斯特·儒尔当

    年轻的拉扎尔·奥什

    让-巴普蒂斯特·克莱伯

    快到1793年12月底时，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给这一年来的变故和斗争画上了句号。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土伦爆发了起义。不幸的是，土伦上层和中产阶级向反法同盟军寻求援助。英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应援，占领了港口和军火库。虽然土伦的某些地方已经被包围，但由于指挥官无能，几个月来，包围行动迟迟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巴黎制定了进攻计划。战事委员会中的一个年轻低级炮兵军官意识到普通的战术是毫无用处的，“如果拿下反法同盟军的锚地[1]，反法同盟军舰队就会立即投降”。他把手指放在地图上的一个岬[2]上，斩钉截铁地说：“拿下土伦，这是关键点。”在场的将领们如醍醐灌顶，甚至忽视了政府的命令，让这位年轻的顾问制定作战计划。激烈的交战之后，土伦湾被法军占领了。法军炮兵一占领高地，反法同盟军就匆忙撤离了。几天后，土伦成了法军的囊中之物。这个显著的功绩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全世界都变得黯然无光了。而这位年轻的炮兵军官就是拿破仑，是法兰西大革命最强大的产物。

    在此期间，在外国战争和国内危机的双重影响下，已经占据支配地位的无政府状态得以巩固。接下来，著名的“恐怖统治”时期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拉开了序幕。温和派倒台后，国民公会成了雅各宾派领导人的工具。其中七十三名国民公会成员因秘密抗议1793年6月2日事件而被捕。困惑不已的保守派放弃了挣扎，而平原派获得了山岳派的赦令，山岳派则不得不服从于可怕的救国委员会。这个由雅各宾派极端分子组成的组织，获得了国家的所有权力。从本质上来说，救国委员会实行可怕的专制制度，掌握着全国代表权，控制和指挥着公共安全委员会、革命政府、俱乐部和势力遍布全国的革命委员会。按照政府的宏伟计划，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全部权力握在一小群鲁莽的亡命之徒手中。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社会发生了闻所未闻的暴力行为，而这些暴力行为不只是为了粉碎国家的敌人，还要颠覆社会，推翻一切正常的秩序，改变国家的惯例、习俗和信仰，通过绝对恐怖的手段打压反对党。“全民动员”制度被严格执行，全国的男女老幼都奉命协助国防，全国的物产都被宣布处于“征用”状态以供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使用，移民贵族和国家俘虏的土地、财物都被草率没收，残酷的法令压制着一切反抗行为，越来越多的人被轻率地送上断头台，革命法庭被设为永久机构，荒谬的应急措施勉强维持着注定失败的指券，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执行最高限价政策，国民消费被强行管制，精疲力尽难以经营的国债被“共和国化”。有组织地掠夺富人成了政府的常规手段。只要有人对压抑恐怖、笼罩整个国家的计划稍有怨言，就会被判处死刑。不仅如此，冷漠和“缺乏公德心”也是判处死刑的罪名。如果法军将领在战场上失利，军队中的共和国专员就会命令，对其执行死刑。同时，衣着、礼仪甚至言论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语言形式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历法和整套计量体系都发生了转变。救国委员会尽管还没有公开禁止基督教，但已经非常厌恶和不信任所有牧师，认为牧师拒绝效忠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巴黎革命政府信奉无神论，并命令其他城市效仿。各地的教会由市政府和地方当局管辖，大部分被随意摧毁或关闭了。

    旺代人在绍莱战役中惨遭失败，被革命军追击

    旺代人在绍莱战役中战败后，被迫向卢瓦尔河以北逃跑

    在土伦战役中，拿破仑手指地图，发表他的作战计划，令众将领如醍醐灌顶。拿破仑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初露头角

    法军占领土伦高地

    英军在土伦战败后匆忙撤离

    这些场景见证了这个特殊时期的暴政，展示出了人性中最严酷、最可怕、最荒唐的一面。巴黎似乎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营地：广场上成百上千的铁匠铺和锻造厂制造武器和大炮，长枪兵在大街上设置路障、不停巡逻并在变成牢笼的房子上标注被关押犯人的名字，年轻人们匆忙地操练着，老人和妇女都被划入一个小队以“鼓动爱国者去参加革命工作”，孩子们在嘈杂的演讲和劲爆的音乐中整理布料、制作绷带，人们在面包店门口排成长队等待购买由国家定量和定价的物资。政府特使们都住在曾象征凡尔赛辉煌的宫殿里，以便为“好公民”们贡献最大的力量。银行和交易所里，密探们人头攒动，记下任何敢于贬低指券价值的人。这些纸币将按照恐怖统治的原则直接转换成合法掠夺的手段用来还债，在一定程度上按票面价值转换成商品之后迅速变成一堆废纸。同时，打着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旗号的专员们以“为由爱国的穷人组成的军队筹集军备物资”为名，肆意掠夺，将战利品存放在仓库里。那些衣着整洁、服饰高雅、戴着手表或饰品的人是最倒霉的，如果不想被草率地关进监狱，就得贡献出奢侈品。其他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情况。主干道上涌来一大批奔赴前线的新兵，他们心情各一，有的恐惧，有的后悔，有的狂喜。农民的庄稼、存粮和马匹则被大量的官兵征用或夺走。农民们们有时会绝望地看着，但更多的时候感叹道：“必须拯救国家和革命。”

    奔赴前线的新兵

    国民公会的大厅里回荡着奇怪的争论声和陌生的报告声，古代的异教术语与粗野女性的下流话和俚语掺杂在一起，杂乱的掌声从大厅里传出。其他集会也同样喧嚣，但比这里稍好些。“嫌疑犯”名单越来越多，监狱也越来越满，即使使用恐怖手段清除他们也无法阻止传言。此时，最引人注目的是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东、让-马利·科洛·德布瓦、比约·瓦雷纳和巴雷尔。他们坐在杜伊勒里宫的房间里运筹帷幄，指挥着庞大的武力组织来控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这种革命热情爆发和社会关系颠倒的迷幻中，任何暴力的事情都会占上风。国家长期存在的恶习和弊病激起了民众的愤怒，而这种愤怒比之前更糟糕，以毫无节制的报复方式表现出来了。与其他类似的运动一样，话语的意思被曲解了：无情变成了美德，温和被认为是叛国，冷漠意味着爱国奉献，残酷则体现着公正。此外，罗伯斯庇尔等人所展现出的最黑暗的一面也反映出了旧君主制度下因阶级分歧而产生的恶意和仇恨是多么强烈。出身贵族本身就是犯罪：留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少数贵族和高级教士要么被谴责，要么畏缩躲藏，不敢露面。愤怒情绪越来越普遍、激烈。人们反对正当的贸易秩序，排斥专业的律师、商人、劳工雇主、法院的眷属、国家的老公仆以及胆战心惊的1789年改革者。所有曾经的名人都遭人嫉妒，连贵族智者也遭到谴责，大部分文学和科学人士被压制，艺术和知识要么屈尊于卑劣的行为要么被宣称为危险的事物。在这样一个旧社会的束缚全面崩溃的时期，淫乱也突破了界限。令雅各宾政客们都感到震惊的是，纳妾、离婚事件层出不穷，私生子的数量迅速增长。群众肆意模仿伟人的恶习，毫无底线。不过，对待宗教的态度或许才是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如前文所述，国家尚未完全否定基督教，但在许多地方，教堂内的装饰物被狂暴的人们拆掉。巴黎革命政府在圣母院举办无神论庆典时，圣母院的走廊放上了画着妓女图案的牌匾，并被称为“理性女神”。就连各类异教节日也打上了淫乱的烙印。此外，很多牧师否认了他们曾经坚持的信仰。一位虚伪的主教改编了一部教文并亵渎了基督教的奥秘。原本庄严的教会长久以来被罪恶和腐败玷污，传出了肮脏的丑闻。然而，这些亵渎神明的事情只是少数。尽管被雅各宾派怀疑追捕，成千上万的神职人员仍继续履行他们的神圣职责，为仍然坚持神父信条的虔诚教众提供服务。在这个可怕的全国审判和社会颠覆的时期，也并非一切都是邪恶的。除激励法兰西人的爱国主义之外，还有更多体现忠诚和美德的崇高事例。在雅各宾派的政治中，可能存在着一种不健全的精神，这种精神过分且不公正。

    库东

    让-马利·科洛·德布瓦

    比约·瓦雷纳

    巴雷尔

    尽管如此，恐怖统治进程中最悲剧的一面仍有待考究。如前文所述，监狱里挤满了因严苛的法律、无情的怀疑或私人怨恨而被关押的受害者。仅仅在巴黎，罪犯人数通常就可达到五千至六千人。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挤满了群众，不分等级，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善良、高尚的人与肮脏、卑微的人以及真正的罪犯关押在一起。领主、法官、有品位的人、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的领袖、不幸的将军、被遗弃的官员、祭司、商人和凡尔赛的奢侈品供应商混杂在骗子、盗贼和街头混混中。亲眼目睹过这些情景的证人生动地描述了这里所发生的可怕事件：长时间处于艰苦环境之下的人性是如何变得绝望、鲁莽、冷酷的；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社会差距是如何被巧妙保留下来或消失不见的；在传统秩序消失时，美德是如何显示出其天生的权威的；当有人反对邪恶时，无论这个人的身份如何，堕落的人是如何尊重善良的人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批囚犯被送往革命法庭。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法庭仍在不断制造恶行，审判程序之简单，令人胆寒。被定罪的人被匆匆送上断头台，在民众最残忍无情的狂呼中————一般都是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万岁”的喧嚣声中————被成批地屠杀。不幸遇难的人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国家的杰出人士、旧秩序的显要人物以及前几年出色的民众领袖。几名吉伦特代表在1793年6月2日的起义中惨遭杀害，佩蒂翁是其中一位，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他注定的结局。被捕的二十二人之中的大多数都牺牲了，其中包括韦尼奥，他是当时最具说服力的人。曾经著名的让-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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