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健全的人格

    一、健康的心态

    二、健康的意义

    三、健康就是超越

    一、健康的心态

    目前，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有关人类疾病与健康的新观念，我觉得它是一项令人十分兴奋且又充满奇妙愿景的心理学。因此，尽管它尚未经过验证与确认，尚不能称为确定和可靠的科学知识，但我仍迫不及待地要将它公之于世。

    这一新观念的基本假设如下。

    （1）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本性，这一内在本性在本质上是属于生物性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内在固有的、天赋给予的”。同时，就某种特定意义而言，它是不可改变的，或至少是不变的。

    （2）每个人的内在本性，一部分是自身所独有的，另一部分则是人类所共有的。

    （3）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内在本性并发现它，这是可能的事。

    （4）据我们目前所知，这种内在本性，就其真正内在或其原始性及必然性而言，并不是恶的。人类的基本需求，诸如生命、安全与保障、归属与爱情、尊重与自尊、自我实现、人类的基本情绪、人类的基本能力，表面上都是中性的；先于道德的，或纯然是善的。破坏、虐待、残忍、恶毒等，似乎都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人们为了使内在的需求、情绪和能力免受挫折，而产生的强烈反应。愤怒本身不是恶，恐惧、懒惰甚至无知也都不是恶。虽然它们可能会，也的确会导向恶的行为，但是它们并不需要非如此不可，其结果并不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人的本性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坏。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人类本性的各种可能早已被我们习惯性地廉价出卖了。

    （5）由于内在本性是好的或是中性的，所以更要实现它、鼓舞它，而不应该压抑它。如果能允许内在本性来引导我们的生活，那么我们就会变得健康、成功，并且因此而幸福。

    （6）一个人的这种基本核心一旦遭受否定或被压抑，他就会生病。有时可能明显地看出他病了，有时则变成潜伏的疾病；有人随即病倒，也有人要很久以后才会发病。

    （7）此种内在本性并不像动物的本能一样那么明显、强烈且难以抗拒。它柔弱、纤细而微妙。我们的习惯、文化压力和态度，很容易就会将之压服。

    （8）它虽然柔弱，但在正常人身上却难以消失————甚至在病人身上也不会消失。即使遭受否定，它也会隐在暗处，永远坚持着要求实现。

    总之，以上这些论点必然会与纪律、损失、挫折、痛苦、悲剧相提并论。不过，只要这些经验能启发、培养并实现我们的内在本性，便是有价值的经验。而且，由于这些经验与成就感、自我的坚忍性休戚相关，因此便与健康的自尊感和自信息息相关，这也是日愈明显的事实。一个人如果没有征服、忍受和克胜的经验，便会一直怀疑自己的能力。不仅在面对外在的危难时如此，在控制及缓和自我冲动，并因而无惧于冲动这方面，也会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观察到，如果这些假设得以证实，便可据以成立一门科学的伦理学，一种合乎自然的价值体系，以及一个判定善与恶、对与错的最高上诉法庭。我们越是熟悉人类的自然倾向，便越能从容地告诉人们如何为善、如何获取幸福、如何才能有效益、如何尊重自我、如何去爱、如何挖掘自己最大的潜力。这也就等于自动解决了未来人格上的许多问题。而最重要的似乎应该是去发现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同时又作为独特的个体，其内在最深刻的真相究竟如何。

    对自我实现的人加以研究，可以教导我们认清自己的错误、缺点以及成长的正确方向。除了我们这个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它自己的典型与理想。我们的文化早已放弃了圣人、英雄、君子、武士、神秘家等理想典型。我们所剩余的，只是适应良好、毫无问题、既苍白又令人迷惑的替代品。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能以那些完全成长与完全自我实现的人作为我们的指南与典型。从这种人身上，他的潜力获得了完全的发展，他的内在本性得以自由地表现，而未被加以束缚、压抑或否定。

    我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都应强烈且透彻地认清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每一次远离普遍人性价值的堕落，每一次违反个人本性的罪过，每一件罪恶的行为，都将毫无例外地记载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使我们轻视自己。何妮用了一个很好的字眼来描述这种潜意识的知觉力与记忆力，她称为“登录”。如果我们做了一些我们引以为耻的事，它便“登录”上我们的耻辱。但是，如果我们做了一些善良的好事，它便“登录”上我们的荣誉。最后的结果，总是二者必居其一：我们或是尊重，并接受自己；或是轻视自己，并感到羞耻、毫无价值，不值一提。神学家常用“堕落”这个词，来称呼后一种未能尽己之所知所能，以实现个人生命的罪。

    这种观点对一般弗洛伊德学派所描述的人类图样加以补充。由于弗洛伊德似乎只为心理学提供了病态的一半，因此我们现在将之补全，加上健康的一半。也许这种健康的心理学，对于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生命，以及在使我们成为更完美的人这些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也许这样比去询问“如何才能不生病”要更有益得多。

    我们如何鼓励自由发展呢？什么才是自由发展的最佳教育条件呢？是性，是经济，还是政治？这种人需要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成长呢？而这种人又将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呢？病态的人是由病态的文化所造成的。健康的人则是健康的文化造就的。的确，病态的个人使他的文化更病态，健康的个人则使他的文化更健康。增进个人的健康，是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一条途径。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鼓励个人成长乃是切实可行的；若无外力的帮助，精神官能症的病症便较难以痊愈。要使自己做个更诚实的人，相当容易；但若要治疗一个人精神上的压抑或迷惘，则非常困难。

    挣扎、冲突、罪恶、不安、焦虑、沮丧、挫折、紧张、羞耻、自责、自卑感或无价值感————这一切都会引起心理的痛苦，干扰行为的效益，并且是无法控制的，因此很容易立刻被看成是病态的、不良的，该尽快“治愈”它们。

    但是，在健康的人身上，或在逐渐朝向健康成长的人身上，也同样可能发现所有的这些症状。假定你应该有罪恶感，而你偏感觉不到，假定你已获得了良好的安定力量，而你又“被”调整了。也许，适当的安定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切除了你的痛苦，但是，由于它终止了原先要朝向更高理想的发展，岂不也一样是坏的？

    弗洛姆曾在《自我的追录》这本十分重要的著作中，攻击古典弗洛伊德对超我的看法，因为超我这个概念完全是一种权威之义和相对之义的看法。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假定了你的超我和你的良心，原来都是你父母亲或任何一位权威者的意愿、要求和理想的内在化。但是，如果他们是罪犯呢？那你将拥有哪一种良心呢？或者，假定你的父亲是个正经八百、不苟言笑的道学之士呢？或者是个精神病患者呢？这种良心的确存在————弗洛伊德是对的。我们的确从这些早年的形象中，获得了我们大部分的理想，而不是长大后在书本中获得的。但是，良心还有其他的因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强或弱地拥有的良心，这就是“内在的良心”。内在良心的基础，在于我们潜意识和前意识里对自己的本性、命运、能力以及生命“召唤”的知觉。它坚持要我们忠于自己的本性，不可因软弱、贪图利益或其他理由而否认它。像自命不凡的人、天生的画家却去卖袜子，才智之士却愚蠢地生活，明知真理却固守沉默，还有放弃人性尊严的胆小鬼……这些人在其内心深处，都会觉察到自己错待了自己，因而蔑视自己。这些自责，很可能导致精神官能症，但也很可能激发新的勇气和义愤，并增强自尊，结果从此便踏上了正途。简言之，成长和改进也可能来自痛苦和冲突。

    事实上，我刻意要除去我们目前对病态与健康所做的轻率区分————至少是有关其表面症状的区分。病态是否意指具有这些症状呢？我倒认为，即使不具备上述病症，也可能有病。而健康是否也意指没有这些症状呢？我倒认为，即使不具备上述病症，也不能就因此说是健康的。在奥斯维辛或在大壕集中营的纳粹党徒当中，有哪一个是健康的呢？是那些良心受谴责的人，或是那些竟能逍遥自在、毫无良心困扰的人？一个人若有着深刻的人性，是否有可能从不曾感受过冲突、痛苦、沮丧、愤怒呢？

    简言之，假如你告诉我，你有人格上的问题，除非我对你认识得很清楚，否则我无法确知究竟要对你说“好！”还是说“我很遗憾！”这要看是什么理由，而且理由还有好坏之分。

    举例来说，今日心理学家对所谓受欢迎的程度、适应什么方式，以及对糟糕的文化是否适应，对一位霸道的父亲或母亲的适应程度如何，我们对一个适应良好的奴隶，对一个适应良好的囚犯，做何想法？如今，即使是行为有问题的儿童，我们也都要待之以新的容忍。他为何行为不正？多半是因为有病，但有时候也是因为有好的理由：这个儿童，只是在反抗剥削、霸道、蔑视和虐待罢了。

    显然，所谓人格问题，要看说它的人是谁。是奴隶的主人，是独裁者，是族长，还是一个要求妻子停留在幼稚阶段的丈夫。很明显，人格问题，有时是一个人对其心理或其真正内在本性遭受压迫时发出的高声抗议。因此，当这种压迫罪行出现时，不抗议才是真正的病态。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在遭受到这种对待时并不抗议。他们忍受下来，几年以后，“抗议”以各种各样的精神官能症、心身症作为代价表现出来。还有些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病了，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幸福及成就，失去了丰富的感情生活及安详而丰盈的晚年。他们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具有创造力、以美感的态度去发现兴奋的人生，是多么美妙。

    此外，如果没有痛苦、悲伤、忧愁和动乱，会有成长与自我实现的可能吗？假如这一切就某种程度而言都是必要且无可避免的，那么要到何种程度呢？如果悲伤与痛苦对个人的成长有时候是必要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学会不要自动地去保护别人，以使他免于痛苦和悲伤，好像痛苦和悲伤永远是坏的一样。有时候，为了最后的好结果，它们也可能是善的，是可欲求的。不让别人经历自己的痛苦，挺身防止他们受苦，都可能会变成一种过度的保护，而这反倒是对一个人的本然及内在天性和未来发展缺乏必要的尊重。

    二、健康的意义

    原则上，我们可以拥有一种描述性的，且又合乎自然主义的人性价值科学。自古以来，“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之间彼此相互排斥的对比情境，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我们应该研究人性的最高价值或最高目标，就像我们研究蚂蚁的价值、马的价值、橡树的价值，甚至研究火星人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们能够发现（而不是创造或发明），当人们设法自我提升时，他们努力朝向、深切渴望，挣扎奋起的是那些价值，而当他们生病时，他们失去的往往也是那些价值。

    然而，我们已经觉察到，只要我们能区分健康人与其他普通人之间的差异，就可以在这方面大有收获（至少在我们稍具技术的此时此刻里）。我们不可以把精神官能症的渴望和健康的渴望加起来平均一下，然后就宣布一个可供使用的结果。最近有一位生物学家宣称：他已发现介于人猿与文明人之间的那个不明存在的领域，那就是我们！

    我认为，这些价值似乎明白显露于外的，是被创造的和被组构而成的。它们内在于人性结构本身之中，具有生物学和遗传因子的基础，且随文化发展而发展。我只是对它们加以描述，而不是发明、设计或设想它们。这个想法恰好不同于沙特的思想。

    我可以用一种更单纯的方式来说明，目前我所研究的是各种不同的人（病人或健康人、老年人或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所做的自由选择与偏好。我们当然有权这么做，就像研究人员有权研究白鼠、猴子或精神官能患者所做的自由选择一样。这种说法可以避免许多不切题且又意见分歧的价值争论，而且还强调了这项研究的科学性，使之完全脱离先验的范围。总之，我的看法是：“价值”的概念很快就要过时了，因为它涵盖太广、指涉太多不同的事物，而且具有太漫长的历史。此外，此字的各种不同用法通常都不是有意识的，因而也制造了混淆。所以我常想要完全摒弃这个字眼。也许用一个较为特殊、较不易混淆的同义词，也行得通。

    这种比较合乎自然主义、比较属于描述性的（亦即比较“科学性的”）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它可以改变问题的形式，把含含混混的问题，亦即把“应该”和“必须”这些充满各种隐含的、未经检证的价值问题，改变为有关何时、何处、是谁、多少、何种情况下等一般性经验问题，亦即使之改变为经验上可以检证的问题。

    我的下一个假设是，我认为所谓较高的价值、永恒的美德等，十分近似于我们在所谓的相当健康（亦即成熟、已发展、自我圆满、具有个别性等）的人身上所发现的、在良好的情境下所做的自由选择，也就是在他们感到自己处于巅峰状态、最强有力时所做的自由选择。

    或者，用更具描述性的方式来说明：这些人，在他们感到自己强而有力时，若能真正地自由选择，他们很自然地倾向于选择真而非假，选择善而非恶，选择美而非丑，选择整合而非分裂，选择欢悦而非忧伤，选择生动活泼而非死气沉沉，选择独特而非千篇一律……诸如此类的价值也就是我所描述过的各种存在的价值。

    还有一项次要的假设是，我认为这种选择同样地存在价值的倾向，约略可见于全人类或大部分的人之中。亦即这种倾向是遍布于全人类的价值，只不过在健康人身上看得最明显清晰，最正确无误，最强而有力罢了。此外，健康人所呈现的较高价值，最不掺杂（由焦虑而引起之）防卫性的价值，亦不掺杂下面我将指出的“健康性的退化”，或法尔松博士所谓之“边岸”的价值。

    另外一个十分类似的假设是：健康人所做的选择，就生物观点而言，当然大体上都“对他们有益”（此处便是意指“有益于自己或别人的自我实现”）。此外，我也约略地感到，健康人所选择的有益的事物，就长远的观点而言，很可能对较不健康的人也有益，而且他们一旦能成为较佳的选择者，便也会做同样的选择。换个方式说，就是健康人比不健康人是较为良好的选择者。或者，为了仔细考量这一想法以便引出其中的含义，我提议，先观察健康人所做的选择，并假定这些选择是全人类的最高价值，然后针对其结果加以研究探讨。也就是说，且让我们以游戏心情把这些人当作生物学上的试金石，认定他们的看法比我们敏锐、他们比我们更敏于觉察何者对自己有益，然后静观其效。我敢说，假以时日，我们很可能最后也会选择健康人选定的东西。或者我们迟早也会了解他们做选择的智慧，并因此也做同样的选择。他们敏锐而明晰地觉察到的东西，我们只能约略而含糊地察知。

    同时我也假设，在高峰体验中所感知的价值，大致上与前面所言及的选择价值是相同的。这么做是为了表明，选取的价值只是各种价值中的一种而已。

    最后，我还假设了，这些以偏好或动机的形式存在于我们中的佼佼者身上的存在价值，就某种程度而言，与用来描绘艺术“杰作”、普遍的“美好天性”，或美好的外在世界，其价值是相同的。亦即我认为内存于个人的存在价值与在世界之中所察知的同类价值，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同性质的，并且这些内在的与外在的价值之间，具有彼此相互提升、相互增强的律动关系。

    在此我只要说明一项含义：以上论题皆肯定了最高价值内存在于人性本身，并自人性之中流露而出。这一观点与我们习以为常的、较为古老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过去我们习惯认为最高的价值只能出自超自然的神，或出自人性之外的某种另一泉源。

    我们必须忠实地接受并设法解决存在于这一论题中，在理论上与逻辑上所遭遇的真正难题。在此定义中的每一项因素，其本身都需要定义，并且在着手处理之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处于循环的边缘，而有些循环却是目前我们所必须接受的。

    所谓“优良的人”，只能根据某些用以判定人性的标准来定义，而且这种判定标准几乎可以确定是程度上的问题。亦即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合乎人性，而所谓“优良的人”、“优秀分子”就是指非常具有人性的人。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许多用来定义人性的特征，虽然是必要条件，但其本身不是决定人性的充分条件。此外，这些定义人性的特征，本身有许多都是程度上的问题，并不是全面且犀利地去分辨出人与动物的差别。

    在此我亦发觉哈特曼所提出的方案十分有用。一个优良的人（或一只优良的老虎、一棵优良的苹果树）之所以是优良者，在于他（它）实现或满足了作为“人”（“老虎”或“苹果树”）的概念。

    就某一观点而言，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式，而且也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所使用的方法。产妇问医生：“我的婴儿一切正常吗？”而医生也能明确地明白她的意思。动物园的管理员需要老虎时，他会寻找“优良的品种”，他要找的是真正的虎中之王，一只老虎该有的一切特征都确定良好，并获得充分完全发展的老虎。当我要为我的实验室购买一只长尾猴时，我也希望买的是优良品种，是优良的猴中之猴。如果我遇到的是一只缺少有力长尾的猴子，那么它就不是一只优良的长尾猴，尽管尾巴对猴子来说没什么。同样，如果要买的是优良品种的苹果树，或优良品种的蝴蝶，情形也是一样。一位分类学者要为一个新品种选取“类型标准”，他要选取一个可以放在博物馆中的标本、一个可以代表全体的样品。他要选取的是所能找到的最优良的品种、最成熟的、最没有缺点的，以及最具有足以定义此类的各种特征的典型。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来选择出一幅“雷诺瓦的佳作”或“鲁本斯的杰作”。

    就是在这种相同的意义之下，我们可以选出品种最优良的人。他具有人该有的一切部分，人所应该具有的能力他都具有，而且发展良好、完全发挥作用。同时，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疾病，尤其是没有任何可能伤害到定义为人的必要特征的疾病。这样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最完全的人”。

    当我们要做个美的评判者，要买一群羊或是要买一只小狗当宠物时，便会附带引出几个棘手的问题。首先遭遇到的是武断的文化标准问题，这些文化标准很可能压倒并取消了生物心理的决定因素。其次是驯养教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为的生活与被保护的生活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人类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被驯养的人，尤其是那些最应受到保护的人，像脑力受损的人、儿童等。最后是问题则在于，我们有必要将农民眼中的价值与乳牛本身的价值予以区分。

    由于人类本能的倾向，就其实际而言，远较文化力量微弱，因此如何理清人类精神生物学上的价值，向来十分困难。不过，不管困难与否，原则上是有可能做到的，而且这是一项十分必要，甚至是相当重要的工作。

    因此，如何“选出健康的选择者”是我们所探讨的大难题。就实用目的而言，难题现在就可以解决，就像病理学家现在就可以选出生理健康的器官那样。但是，此处最大的困难是理论上的困难，同时亦是有关“健康”的定义与概念化的问题。

    我发现成熟的人或较健康的人，在真正的自由选择之下，不仅看重真、善、美的价值，同时也注重那些退化的、求生存的、具均衡作用的价值。他们也注重和平与安静、睡眠和休息、依赖与安全感，以免受现实威胁的保护与解脱，从莎士比亚到侦探故事的欣赏、退入幻想世界，甚至渴求死亡（平安）……我们可以粗略地把这些价值分别称为成长的价值和健康性的退化价值，或“边岸”价值。需进一步指出：愈成熟、愈坚强、愈健康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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