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转引莱尼原话)。

    阿在攻打格罗德诺时“光荣牺牲”的消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就收到了。

    关于这件事只有一点值得一提:莱尼不肯戴孝表示哀悼，她尽义务地把阿的一张照片挂在艾哈德和海因里希两人的照片旁边，不过，到一九四二年底，就从墙上取了下来阿的照片。接下来的是两年半平静的时光。莱尼满十九岁、二十岁，终于到了二十一岁。她再也没有跳过舞了，虽然玛格蕾特和洛蒂有时给她提供机会。有时她上电影院去看(据一直还给她买电影票的洛蒂霍伊泽所说)《小伙子们》、《为德国骑马疾驰》和《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她看《克律格舅舅》和《天狗》———这些影片中没有哪一部引得她掉一滴眼泪。她弹钢琴，对旧病复发的母亲体贴入微，开车出去兜风是经常的。她到拉黑尔那里去得更勤了，每一次都用一个暖瓶带去咖啡，用一个早餐盒带去夹心面包，还有香烟。战时经济管制由于越来越严，莱尼在公司里的工作越来越有名无实。一九四二年初公司受到严格审查后，她的汽车有被取消的危险，知情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莱尼开口求人，她求父亲把“那东西(指她的鹰牌汽车)留给”她，父亲说这事已不能完全由他作主了，莱尼听了以后求得更加迫切，直到他最后“动用一切手段，设法给她再宽限了半年”(洛蒂霍伊泽语)。

    笔者这里，不揣冒昧唠叨几句，对人物的命运作一番假设:可能、必然、应当莱尼变成什么样子，假如第一，对莱尼关系重大的三个年轻人中，迄今唯有阿洛伊斯在战争之后仍活在人世。

    由于显然当兵是他的合适职业，阿很有可能不仅打到莫斯科城下，而且勇往直前马不停蹄，当上少尉、上尉，或许———假定他未被苏联人俘虏———到战争结束时已是少校，胸前挂满勋章，幸免于死在一座俘虏营中，不知什么时候，迫不得已或受到强制，他那带几分天真的性格失去了，回国以后干两年———回国晚则干一年———小工，很可能与宁愿见到一个低声下气而不是趾高气扬的女婿的老格鲁伊滕一道，然后肯定很早就会重返部队，联邦国防军是现在的名称，如今已有五十二岁，肯定会当上将军。他是否能再次与莱尼凤凰于飞，甚或像一对打得火热的鸳鸯？笔者断言:不可能。莱尼此人很难进行假设，当然给推断增加了困难。一次尚有待叙述的热恋莱尼是不会再经历的，如果笔者断言:她会经历的，即使？

    毫无疑问，即使阿洛伊斯到五十二岁也仍然是个美男子，普家美发使他无秃顶之虞，完全在缺乏人手的情况下可以自我推荐，到波恩大教堂或科隆大教堂充当祭坛侍者。那些能熟练地挥动弥撒书、谦恭地奉上洗手水壶和小酒壶的英俊将军还会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莱尼假定对他不忠贞，但“仍留在他身边”，时不时履行做妻子的义务，那么，她会不会领着三四个“可爱的”孩子参加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在科隆格雷恩教堂举行的、由弗林斯红衣主教主持并由阿洛伊斯充当祭坛侍者的联邦国防军首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礼拜仪式呢？笔者断言:不会。莱尼，笔者在那里没有见到。他看见阿，甚至还看见那些“可爱的”孩子，但莱尼没有见到。此外，他还见到阿———在画报封面上，或是与仪表堂堂的楠宁和魏德曼先生一起在东方集团国家的某个招待会上。他———笔者———看见阿将驻华盛顿甚至驻马德里武官出任———但从未见莱尼，更未见她与仪表堂堂的楠宁和魏德曼两位先生在一起。阿，笔者到处都可见到，但见不到莱尼—甚至见到她的孩子，却见不到她自己，也许是他的视力不佳。笔者的视力确实不好，但为什么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阿却一次也看不见莱尼呢？在宇宙中某处肯定有一个尚未被人发现的陌生飞行器，上面载有一台可能有巴伐利亚州那么大的巨型电子计算机，不断将假设的履历抛出，因此我们必须等到这个东西终于被人发现为止。毫无疑问，如果莱尼为自己或他人所迫继续与阿一起生活，她会身体发胖，闷闷不乐，今天就不会轻于标准体重三百克，而是超过标准体重十公斤，一台像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那么大的、专门测定分泌的巨型电子计算机这样就又需要了，以便找出使莱尼这样一个人发胖的内因和外因。莱尼作为武官夫人在西贡、华盛顿或马德里跳舞、打网球我们会不会看到呢？也许是个胖莱尼，也决不会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莱尼了。

    真可惜，能把每一滴不曾哭出来的T、所有S、所有G、每一次W、G、L1和L2折算成超重或体重过轻的数据的天上工具尚未被发现。在莱尼身上要加上任何虚拟的东西，那真是难上加难，不过，既然已经有这种电子计算机，为什么科学还丢下我们不管呢(百科词典就没有这样做)？

    笔者对阿的假设前程，如此说来看得几乎一清二楚，莱尼哪儿都看不到，甚至———坦率地说———从未见到她履行任何做妻子的义务。

    可惜呀可惜，还难以得到天上的工具，它好像能回答《圣经》上的问题:告诉我你超过或少于标准体重多少，我就能告诉你，你的胃、肠、脑干、肝、肾、胰腺里的T、W、L1、G、S和L2是过多还是过少，使你感觉和行为反常，造成体重过重或过轻。有谁能回答，莱尼会有多重？如果:

    第二，在战争中艾哈德一人活下来。

    第三，艾哈德和海因里希两人活下来。

    第四，艾哈德、海因里希和阿三人都活下来。第五，艾哈德和阿活下来。

    第六，海因里希和阿活下来。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艾哈德如果活下来，那个尚未被发现的天上工具会为莱尼的体重欢呼(电子计算机也会吹呼)，为莱尼分泌的极佳平衡欢呼。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上述一至六的任何一种情况定，莱尼是否会来到佩尔策的花圃？如果发生冲突，她又会如何解决呢？

    不管怎样，莱尼能和阿共同生活，而有理由怀疑莱尼显然计划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作石楠丛中相会却肯定会将圆满的结果取得。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莱尼成了有夫之妇，这对她丝毫不会有所妨碍，某个“意中人”如果再出现的话。就我们所掌握的艾哈德的情况来看，莱尼完全可以成为一位高级中学教师(主课德语)的夫人，一位电台晚间节目编辑的夫人(或终身伴侣)，一家先锋派杂志发行人的太太(必须在这里指出，她通过艾哈德也会熟悉她后来通过另一个人才熟悉的那位德语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毫无疑问，艾哈德会永远爱她的，至于她是否也永远爱他———二十年以后就不能打保票了，但可以肯定一点，即艾哈德决不会坚持要求任何权利，因此他肯定会终生得到莱尼的好感，虽然她不一定会与他白头偕老。笔者(这出乎他意外)也未见到海因里希，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任何假设的职业情况下都不见他的踪影———他就像所有耶稣教士都不曾见过一样。

    这里———和百科词典上的某些解释相联系———还要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谁能告诉我们，对谁什么东西是美好的，对谁什么东西是不美好的？这些都是百科词典甚至享有盛誉的词典中令人难堪的缺陷。有事实为证的，有人把二点五马克看得比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生命远为宝贵，甚至有人为了一片血肠的得失，竟冷酷无情地拿着自己妻子儿女的美好事物，例如同享天伦之乐和看到父亲终于面露笑容等去冒险。向我们吹捧为G的那种东西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活见鬼，有的人捡到三四个烟蒂，够卷一支新的香烟，或者从一只被扔掉的瓶子中能够咂咂地喝一口剩下的苦艾酒，就以为G是近在眼前的了；有的人为了———至少是按照西方快速做爱的做法———十来分钟的幸福，确切地说，为了同自己正在渴望得到的人匆匆睡上一觉，竟是需要一架私人喷气式飞机的，在教规和法律规定向他合法提供G的人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利用早餐和下午咖啡之间的几个钟头，匆匆飞往罗马或斯德哥尔摩或(这就需要到下一次早餐的时间)阿卡普尔科———以便同自己所思念的人来一次男男、女女或简单的男女交欢。

    必须在这里完全肯定，还有许多带着许多电子计算机的飞碟尚未被人发现。

    例如，什么地方记录着心灵上受到的S？什么地方记录肉体受到的S？什么地方就像心电图那样记载我们结膜囊的活动？当在夜里我的偷偷地W的时候，谁来计算机我们的T呢？谁又来关心我们的L1和L2呢？该死的笔者，难道要来解答所有这些难题吗？我们将那些贵重的玩意儿送去收集月球的尘土，或将光秃秃的石头取来，却无人能测定那个能说明生活中美好事物的相对性的飞碟的方位，那么，我们要科学有什么用呢？打个比方，为什么有的女人同别人睡一小觉，两座别墅、六辆汽车和一百五十万现金就可以得到，而———有统计数学证明———在一个青楼花院蔚然成风的古老而神圣的城市中，为了一杯价值十八芬尼(包括小费在内二十芬尼，确切地说是十九点八芬尼———当我们的莱尼七、八岁大的时候，可是有哪家造币厂又会想到铸造每十个或五个才值一芬尼的硬币呢？)的咖啡和一支价值二点五芬尼的香烟，也就是总共为了二十二点五芬尼，少女们就委身于人，甚至还满足额外的亲热呢？

    可想而知，总是极其不稳定的人间事物计算机的指示器，因为它要记录的差距太大了———完全同样的服务，有的代价是二十二点五芬尼，有的是大约二百万马克。

    如以生活中所需要的火柴为例:晚上抽烟一个囚犯不是用一整根，不是用半根，而是用四分之一根火柴，而别的人———并且是不抽烟的人!———却在自己的写字台上有两个握紧的拳头那么大的丁烷打火机握着。毫无用处，毫无意义。这又怎么去计算其感光度呢？

    什么世道这是？公道何在？

    唔，这里只是想提一下，有许多问题还没有答案。

    人们知之不多，关于莱尼探望拉黑尔的情况，因为住在这座修道院里的修女们不太愿意让莱尼同拉黑尔的亲密关系过于曝光，其原因在于玛格蕾特已经将但尚需进一步的计划揭露。提到这里也得考虑到一个证人，此人对笔者相当坦率，并为此吃了苦头。他是花匠阿尔弗雷德绍肯斯。残疾人(一条胳膊、一条腿)他，一九四一年被分配到修道院当花匠兼门房助理，那一年他还不满二十五岁，对莱尼的来访情况一定知之颇多。但是，只找他谈过两次，他第二次说话后就被调走了，而一位年约四十五岁、态度十分强硬的名叫萨平蒂娅的修女向笔者相当明确地表示，对于教团的人事政策，她没有提供情况的义务。由于在时间上绍肯斯的失踪与采齐娅修女拒不接待笔者进行第四次谈话———拉黑尔这一次专门谈到了———相距甚近，因此笔者猜测有人从中弄手脚、搞诡计，他后来才知道了底细:教团企图制造对拉黑尔的崇拜，甚至准备行宣福礼或祝圣礼———在这种情况下，“密探”(这是对笔者的称呼)就不受欢迎了，当然莱尼更不在话下。还在绍肯斯被允许讲话———因为人们没料到他会讲什么———的时候，至少他还证实，一九四二年年中以前，他曾偷偷放莱尼进院去找拉黑尔，每周两次，有时三次，穿过他住的门房，“到了院内，就相当熟悉了她”。洛蒂对这个“神秘玄妙的修女”从来不以为然，对此无可奉告，而玛格蕾特看来只听莱尼说过拉黑尔之死。“她瘦成皮包骨，”莱尼曾对她说，“她是饿死的，虽然我最后常给她送吃的东西”她死后，他们把她草草埋在园子里，没有立墓碑什么的。当时我一进门就感到她已不在了，绍肯斯对我说:‘小姐，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您难道想用手把土刨开么？’于是我就去找修道院院长，坚决要求说明拉黑尔的去向。她说拉黑尔出门去了，我又问去哪儿了，这时院长紧张起来，说:“‘孩子，难道你神经错乱了？’”玛格蕾特继续说道:“喏，我很高兴自己没有再去过，并且还成功地劝阻了莱尼去告发，，这有可能造成恶果———对莱尼、修道院和所有人。‘主降临了’，我已听够了这话———当我想象他果真从门口走进来———”(这时甚至连玛格蕾特都画起十字来)。

    “当然，我琢磨(这是最后一次访问绍肯斯时他的叙述，当时他还肯谈)，是什么人啊，这个女人？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有一辆漂亮的汽车。我想她一定是某位党魁的太太或女友———那时谁能有自己的汽车呀———不是党，就是产业界。“当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我把她偷偷带进园子，经过我这间小屋，让她出来时也走这里，但结果还是叫人发现了，因为他们在上面那个修女的房间里将烟头发现了，而且闻到了香烟气味。有一次，我同防空员还大吵了一架，他硬说看见一个窗口有亮光———这只能是她们在楼上一起抽烟时划火柴———如果四下里漆黑一片，这在几公里外都能看见。事情闹得不愉快了，小个子被关进了地下室。(小个子么？)对，就是那个小个子老修女，是在她搬到地下室去时我就见过她一次———她有一张祷告椅和一张床，耶稣受难像她不肯要，她说:‘这不是他，这不是他。’这就够令人毛骨悚然了。可是，那个漂亮的金发姑娘还是老来，她很固执，我可以告诉您，她企图说服我帮她把那小个子修女拐走。她想干脆把她带走。嘿，我干下了一件蠢事，接受了她的贿赂———香烟、黄油、咖啡———总是放她进院子，也让她进地下室。她们在那儿抽烟，至少不会被发现，因为地下室的窗子低于小教堂的基准面。后来，她有一天死了，我们把她埋在园中小坟场里。(有棺材、十字架、教士吗？)有棺材，没有教士，没有十字架。我只听到修道院长说:‘现在，至少她不会再为她那讨厌的香烟配给证叫我们为难了。’”

    绍肯斯的介绍到此为止。这个并不怎么讨人喜欢，不过他的快嘴倒让人抱有希望，但并未实现最终的希望；碎嘴子的情况介绍只是从总体上说有一些价值，而且要能发现他们在什么地方“泄露天机”，而绍肯斯刚刚开始泄露天机，就被强行与笔者分离了，就连笔者感到彼此都持有好感的和蔼可亲的采齐莉娅修女也闭口不谈了。

    莱尼的确，在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达到少言寡语、守口如瓶的高峰。对普法伊弗家她公然表示蔑视，只要他们一露面，她就马上走出屋去。他们的访问，他们对莱尼的虚情假意，甚至使范多尔恩这样精细的人也是在六个星期之后才发觉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不仅是将莱尼的守节监视———他们一心想抱孙子。老普法伊弗的“得意扬扬的悲哀阿洛伊斯死去六周以后，竟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连他的另一条腿———究竟是左腿还是右腿没毛病，我也不清楚———也由于弄虚作假地瘸着走路开始得意和悲哀了，可他终究得有一条好腿，才能拖着另一条腿走路，是吗？嗯，他们老来，带着自己做的令人恶心的未烤透的蛋糕，由于没有人理睬他们，格鲁伊滕太太、莱尼或老头子，就更不用提洛蒂了，这一家子都看不惯，他们只好到厨房里来找找。不瞒您说，他们问起莱尼有什么‘变化’时，我总以为他们是在问莱尼是否守寡，是否另结新欢等等。我没有理解，我最后才明白他们是想看一看莱尼的换洗衣服。原来他们是想知道这个，当我知道他们的用心时便把他们戏弄了一顿。我说，莱尼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他们像鸭子似的张大着嘴向我冲击，追问她发生了什么变化时，我从容不迫地说:她心灵深处发生了变化。于是他们又缩了回去。那个托尔策姆婆娘过了八星期，———您要知道，我们都以‘你’相称，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老乡———竟差一点冒冒失失去将莱尼的衣服掀开。我看不下去，便说:‘别这样，我可以向你们打保票，她根本没有怀孕。’他们是多么想偷偷弄一个小普法伊弗到自己家里来啊———奇怪的是，胡贝特也显示了类似的好奇心，不那么露骨，而是有一点悲伤。他很想抱个外孙，即使是那个人的种也无妨———嗯，他最后果然抱了个外孙，而且甚至还姓他的姓呢。”

    这时笔者十分为难，因为他想翻翻词典，看看是否有通常所谓的“无辜”这一条，而他认为莱尼具备这一品质，但一无所获。词典中收了“罪过”这一词条，从“认罪”到“债务约定”等词条也收得不少，其中“教育剧”易被误解为别的什么，只有“教字村”一词无歧义。“学校”这一条写得很详细，对舒伦堡却略而不提。“教育权利”这一条简直长得要命，等于T、W、L1、G、S、L2诸条总和的三倍。却无片言只语有关“无辜”，根本就不提。哎呀，这是什么世道呀？难道德国人把教育权利看得比笑、哭、痛苦、烦恼和幸福等全部加在一起还重要么？真叫人生气不收“无辜”一词，没有词典就很难弄清这个词的含义。难道学术界就忍心置我们于不顾？说莱尼所作所为全都是无辜的，根本用不着加引号，难道这就够了吗？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受到笔者爱慕的莱尼。再者，她并非没有觉悟的可能，这在不久之后———约一年后———到她刚好二十一岁的时候便很清楚了。

    究竟这位年轻的妇女是何许人也？在战争年代里，这个“金发女郎”开着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兜风，将一些快嘴的花匠买通(他们很可能在阴暗的修道院花园里对她动手动脚)，为的是把咖啡、面包和香烟送给一个显然注定被困死、被人看不起的修女；当这个修女盯着门说“主降临了，主降临了”———以及看到耶稣受难像时说“这不是他”的时候，她毫无惧色。别人都在英勇捐躯，她却翩翩起舞，敌机在轰炸，她却去看电影，接受一个———说得婉转些———并不特别迷人的小伙子的勾引，结了婚，去办公室上班，弹钢琴，拒绝被提升为经理。她当越来越多的人阵亡时，却继续上电影院看《大王》和《天狗》之类的影片。人们引用的她的一两句原话，都是在这两个战争年头说的。当然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但这些是否可靠呢？据悉，她有时在自己的房间里瞅着她的身份证摇头；身份证上贴有照片，证明她是海伦妮玛丽亚普法伊弗，格鲁伊滕是娘家姓，生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七日。莱尼的头发马尔娅也提到，重又现出往日的光泽，莱尼憎恨战争(别的东西当然还有)，战前则憎恨星期日，因为星期日吃不到新鲜的小面包。

    是否她注意到，她父亲很奇怪，变得高高兴兴，如今“神气十足”(洛蒂霍伊泽语)，白天绝大部分时间在市内他的办公室内呆着，“举行会谈”，俨然是个“规划处长”，不再是业主，甚至也不再是股东了，一笔相当高的只依靠“固定工资加公务费”为生？

    莱尼听到她公公凭着自己参加过二十三年前的一次战役，就想得到一枚前线战士荣誉奖章，而且还想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得到，老是“纠缠”他的朋友格鲁伊滕———他在市内他的办事处当然有时也与将军们洽淡———求他帮他搞到他所渴望的这种荣誉时，只是报以蔑视，只是用撇嘴和皱眉来表示。导致那条“伤腿”老是一瘸一拐的那块“大头针头大的”弹片至今还没有一个医生找到。莱尼是否注意到，普法伊弗家想欺骗她，他们替莱尼去申请寡妇抚恤金？———她是否注意到，她已在申请书上签了字，从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起———当然补发不足部分———每月她的银行帐户收入六十六马克？普家这样做，只是为了在将近三十年之后报复她，让他们那个平时还不错的儿子海因里希—他没有瘸腿，而是确实失去了一条腿———有朝一日找莱尼算帐，说她凭借普法伊弗这个姓起码赚了四万马克，也许有五万马克，因为她近三十年一直“捞到”这笔曾多次提高的、根据她的职业调整的寡妇抚恤金—并且对自己竟走得这么远而恼火，很可能(笔者的看法，无人证明)另外由于吃醋，因为他从见到莱尼的第一天起就偷偷地将她爱上了，他当着证人(汉斯和格蕾特夫妇)的面就对莱尼喊道:“你凭什么挣那五万马克？就因为同他在灌木丛中睡了一觉，而第二次———谁都知道这事———他就得苦苦哀求向你，一星期后这个可怜虫就死了，一个没有污点的名字给你留下了，而你———而你———、而你———”莱尼瞪了他一眼，使他闭上了嘴。

    莱尼被人“恶狠狠地”说成是同人睡了两次就捞到约五万马克，而她———而她是否她觉得自己像个婊子？

    办公室莱尼不仅回避着，她也几乎不再去公司了。她向洛蒂霍伊泽坦白说，“看到那一堆堆刚印好的钞票”就恶心。自己的汽车她保住了，再次被没收的危险防止了，她只是用汽车“在近处兜风”，这时不过已日益频繁地带母亲出去，“在尽可能靠近莱茵河的漂亮咖啡馆和饭馆里她们一坐就是几小时，含笑相视，彼此观看往来的船只，抽烟”。那个时期格鲁伊滕一家全都这样“高高兴兴，使人莫名其妙，真会使人长时间发疯了”(洛蒂霍伊泽语)。已确诊格鲁伊滕太太的病没有什么希望痊愈:多发性硬化症，如今已越来越快地进入后期。她上下车都是莱尼背着:书她不再看了，连叶芝的作品也不读了，有时“她用手数念珠”(范多尔恩语)，但并不寻求“教会的安慰。”

    所有当事人都明确地说，这个时期格鲁伊滕家———一九四二年初至一九四三年初———的生活是“最奢侈的”。“不负责任，真是不负责任，我这样说，您也许会更好地理解如今我为什么对莱尼虽不苛刻，但也不过分迁就。当时欧洲黑市上能买到的东西，他们全都有———那件可怕的事情后来出了，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胡贝特要那样做。他根本用不着那么做嘛。他确实用不着那么做嘛。”(马尔娅范多尔恩语)

    “那件事”纯粹是由于一桩荒唐的纯文学偶然事件而被揭露的。后来格便伊滕称之为“完全是一桩笔记本交易”，这就是说，他把全部材料都装在他的皮夹子和笔记本里，经常随身带着；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市内办事处是他的通讯地址，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没有牵连任何人，连他的朋友和总会计师霍伊泽也不知情。这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是一次赌注很大的赌博。事实说明格鲁伊滕，感兴趣的是赌博而不是赌注，也许时至今日只有莱尼“理解”他，就像他的妻子“理解”他一样，还有———当然有所限制———洛蒂霍伊泽，对绝大部分她是理解的，只是“不明白其中的自杀性部分，那是自杀，纯粹是自杀———干什么啊？他拿钱？成包、成堆、成捆地送人!真是荒唐，虚无主义———莫名其妙，神经失常”。

    为了这件“事情”，在大约六十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市里格鲁伊滕专门成立了一家公司，命名为“施莱姆父子公司”。假证件，他弄来了带有伪造签字的伪造订货单(“他随时都能搞到那些表格，他也从来不把签字当一回事，他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危机年代里，甚至经常在汇票上冒充他妻子签字，并说:‘将来她会理解的———为什么现在要叫她着急呢？’”老霍伊泽说)。

    那场赌博、那件事情持续了八九个月，在整个建筑业以“死魂灵丑闻”而著名。这件特大丑闻是一次“抽象的笔记本游戏”(洛蒂霍伊泽语)，有已付款在其中甚至已交付但又通过黑市倒卖的水泥，有虽支付工资却并不存在的“外籍工人”，还有整整一个有建筑师、工程负责人、领班，甚至食堂的女厨师等等，全都只存在于格鲁伊滕的笔记本上，连验收记录也不缺，验收记录上的签字全都符合手续，银行户头一应俱全、银行结单，“一桩完全规规矩矩，或者更恰当地说，看起来规规矩矩的事情”(朔尔斯多夫博士后来在法庭上语)。

    当时这位朔尔斯多夫虽年仅三十一岁，却被所有的———包括最严格的———新兵体格检查部门一致认为不合格。他并没有弄虚作假(“虽然我也不怕弄虚作假，但我用不着那样做”)。他没有什么器官病，只因为他异常敏感、柔弱、神经质，人们不想拿他来担风险———联想到一九六五年还有新兵体格检查部门的德国大夫，很想给不很瘦的年轻德国人开“斯大林格勒疗法”，这意味着什么就可以知道了。为“保险起见”，把朔尔斯多夫一位“身居”高位的大学同学征调到那个小城市的财政局工作。朔令人惊讶的是，很快就熟悉了他素昧平生的工作，过了一年就“不仅脱不了身，而且委实是谁也代替不了他”(朔的上司、已退休的财政局长克莱普夫博士语，在一个前列腺疗养地笔者找到了他)。克莱普夫还说:“他虽然是个语言学家，但不仅会算帐，甚至能把复杂的财会业务开清，看出某些交易中的问题———而这是与他原有的才能背道而弛的。”这“原有的才能”指的是斯拉夫语言文学，朔直至今日仍醉心于此，他的专长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虽然我受到当翻译的诱人的聘请，但我还是愿意在财政局干这个工作———要我把军士们或者将军们说的德语译成俄语吗？要我贬低自己心目中的神圣事业难道，把它变成有用的审问词汇么？决不!”

    在一次毫无恶意的例行检查中朔尔斯多夫看到“施莱姆父子公司”的材料，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也挑不出任何毛病。纯属偶然，他开始阅读工资表，看后“起了疑心，不，我生了气，我看到的名字不但熟悉，而且一直和我做伴”。这里必须公平地补充一句:朔尔斯多夫可能怀有一些报复心理，不是对格鲁伊滕，而是对建筑业。他原先在一位颇有势力的朋友推荐下，到一家建筑公司去当工资会计员，他有计数天才，人们后来发现了对他备加赞赏，但请他另谋高就，因为没有一家建筑公司真正乐意让别人仔细检查自己的帐目，家人们没有想到一位语言学会这么做。朔尔斯多夫天真得几乎难以形容，以为这些公司真的想要他做他们其实忌讳的事情:仔细了解掌握他们的种种手法。他们雇佣了一个不通世故、地地道道的语言学家，原是“出于同情，让他有碗饭吃，不至于去当兵”(弗拉克斯建筑公司老板语，该公司今天仍生意兴隆)，而“这小子比任何一个审计员竟还要认真。我们可受不了这个”。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大学生宿舍有多少平方米，拉斯科尔尼科夫下楼到院子里走多少级楼梯朔尔斯多夫能够具体说出。他现在突然看到一个工人名叫拉斯科尔尼科夫，在丹麦某地给施莱姆父子公司搅拌水泥，在公司食堂吃饭。接着，他虽然尚未产生怀疑，却已“义愤填膺”，看到一个斯维德里盖洛夫、一个拉祖米欣，乞乞科夫和索巴克维奇，最后还发现有———大约在第二十三名之后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他勃然变色；再往下看去，使他更气得直哆嗦，因为他发现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也成了工资低廉的战争奴隶。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甚至也未能幸免。我们这里想说清楚:这位朔尔斯多夫博士毫不关心诸如“德国战争经常的纯洁性”之类的玩意儿，这种东西“他并不在乎”。在财务工作上他的一丝不苟精神只是(这是笔者的解释。笔者曾多次与朔长谈，不久前还把他找过，可能还会经常去找他)他熟悉、热爱、解释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全部人物的那种一丝不苟精神的变种。“例如，我发现这份名单中没有契诃夫和他的全部人物，也没有屠格涅夫。当时我就可以告诉您这份名单是谁开的:只能是我的大学同学亨格斯博士。此君吊儿郎当、落魄潦倒，却是个屠格涅夫迷，并且对契诃夫崇拜得简直五体投地，在我看来尽管这两个作家并没有很多共同之处。老实说，我上大学时曾低估了契诃夫，大大地低估了他。”事实也证明，朔从未告发过任何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这样做未免过分，我虽然讨厌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任何人，我都从未告发过。我把那些人找来，教训他们一顿，要求他们重做报表，补交欠款———我们单位中由于我收到的补交款最多，克莱普夫对我很赏识。仅此而已。可告发———那些人会吃官司，我很清楚，即使是对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人我也不想那么干。您想想偷了几件毛衣就被判处死刑，不———可这一次我忍无可忍，把肺气炸了:莱蒙托夫在丹麦给德国建筑公司当苦工!普希金、托尔斯泰、拉祖米欣和乞乞科夫———在搅拌水泥，喝大麦粥。冈察洛夫和他的奥勃洛莫夫一起挥锹!”

    不久朔将以高级参议的身份退休，仍醉心于俄罗斯文学，甚至当代俄苏文学。甚至他还有机会向老格鲁伊滕道歉，并通过教会他的外孙、莱尼的儿子莱夫掌握极好的俄语来慷慨地补偿；而且，如今莱尼的房间是有时会有一束鲜花(虽然她与花打交道有将近二十七年之久，就像别人与豌豆打交道一样，但她一直还喜欢花)，那都是朔尔斯多夫博士送的!目前朔尔斯多夫正在潜心研究阿赫马杜林娜的诗。“我当然没有去告发。我先是写信去，大意如下:‘有急事相商请速来面谈。’”一次、两次他催促了，设法寻找亨格斯，但没有找到———“由于我也受到例行检查，被发现了我经手的这件事情，于是便立即立案对‘施莱姆父子公司’进行侦查。这样一来———这样一来，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朔尔斯多夫是这件案子的主要证人。由于老格鲁伊滕供认不讳，审判一共只用了两天。在法庭上他很冷静，只是在叫他说出“名字供应人”(“您想想，‘名字供应人’”———朔尔斯多夫语)时他才不知所措。虽然朔尔斯多夫心中完全有数，但也没有说出来。用了大约三小时，第二天开庭时，由一个从柏林召来的斯拉夫语专家对格鲁伊滕的文化水平进行鉴定，因为这些名字格鲁伊滕声称都是他从书本上看来的———事实证明，任何一本俄国作品“或一本德国书他都没有看过，连《我的奋斗》都没有看过”(朔语)，这样一来事事情就“追到亨格斯头上”。格鲁伊滕并没有供出他，而是朔尔斯多夫此时已找到了他。“他以特种兵军官的头衔为国防军工作，从俄国俘虏口中设法掏出军事机密。而此人本来有机会作为契诃夫专家闻名于世的。”

    的确亨格斯是自愿出庭的，他穿着特种兵军官制服，“看上去不太合身，他穿上身才四个星期”(朔语)。是的，他承认，格鲁伊滕找过他，他向他提供了一份俄国人的名单。但他闭口不谈他提供每一个名字获得十马克的酬金。事前他曾同格鲁伊滕的辩护律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向他交底说:“我现在绝对担当不起这一点———您明白吗？”于是，格鲁伊滕和他的律师都不提这一令人为难的细节，但在法院附近一家小酒馆里亨格斯同朔尔斯多夫继续争吵时这一点，向他承认了。原来，朔尔斯多夫和亨格斯在法庭上发生了争论，朔尔斯多夫愤愤不平地向亨格斯大声嚷道:“所有的人都被你出卖了，所有的人，只有你的屠格涅夫和你的契诃夫例外。”这场“俄罗斯闹剧被检察官打断了”。

    这一插曲的教训不言自明:伪造工资表的建筑公司老板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具有文学修养的审计员证明是有用的，对国家有好处。

    有罪的在这个案件中只有一人:格鲁伊滕。他全都招认，但不承认作案动机是牟利，这使他处境更加困难；问到他作案动机时，他拒不交代，问到是否他蓄意进行破坏时，他又矢口否认。后来，他的作案动机人们曾多次向莱尼问起，她咕哝什么“报复”(报复什么呢？———笔者)。只是在“非常非常有权势的朋友提出，对德国军用建筑工业他有过无可争议的功劳这一理由”(老霍伊泽语)，大力干预后，格鲁伊滕才免去了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全部财产予以没收。莱尼两次出庭，但被证明无罪，霍伊泽、洛蒂以及所有朋友、同事也都被宣告无罪。唯有莱尼出生的那幢公寓房子没有充公，这要归功于那位“一向很苛刻的检察官”，他提出她“作为阵亡将士遗孀的不幸命运，经查明无辜”这一理由，并且令人尴尬地大谈特谈，再次将阿的英雄事迹“搬出”，甚至莱尼参加过一个纳粹少女组织的活动，也被当作她思想可靠的证明。“法官先生，剥夺这个已失去一子一婿、病入膏肓的母亲(指格鲁伊滕太太)和这个循规蹈矩的英勇的德国年轻妇女的一份财产是不合适的，这份财产更何况不是被告挣来的，而是他妻子带来的。”这场丑闻格鲁伊滕太太没有能经受住。由于她不能动弹，躺在床上她接受了几次审问，“这就够她受的了”(范多尔恩语)。“离开这个世界她并不很伤心———她毕竟是一个善良正直勇敢的女人。她很想再和胡贝特见上一面，但已不行了。我们悄悄地把她安葬了。教会仪式当然举行了。”这时莱尼已二十一岁了:汽车她当然不再有了，她认为自己应当辞去公司的职务，她的父亲暂时去向不明。所有这些对她有没有触动，抑或触动很深？这个有一辆时髦的汽车、只是弹弹钢琴，在战争第三年似乎无事可干、给生病的母亲朗诵爱尔兰童话、探视一个奄奄一息的修女的漂亮金发女郎，可以说是第二次守寡，毫无悲痛之感。如今失去母亲，父亲又身入囹圄，她将如何是好呢？这个时期她讲过的原话，人们知之不多。所有与她关系密切的人都感到意外，对她的表现。洛蒂说，莱尼“不知怎么松了一口气”；范多尔恩说，“她显得宽心了”；而老霍伊泽则这么说———“不知怎么她竟如释重负”。两种说法中都说“不知怎么”，当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也为人们想象莱尼为什么沉默寡言提供了一丝线索。玛格蕾特是这样说的:“她显得并不消沉，相反，我倒觉得她依然振作或者说重新振作起来了。修女拉黑尔的神秘消失对她来说，要比父亲的丑闻和母亲的去世严重得多。”实际情况是，从此莱尼得听候调遣参加工作，由于一位“有一些门路”、不愿披露姓名但笔者知道的恩人在幕后活动的结果，她到一家花圈场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