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窃之信

    智者所恨莫过于机灵过头。

    ————塞内加

    18××年秋，一个凉风阵阵的傍晚天刚黑之际，在巴黎圣热尔曼区迪诺街33号4楼我朋友那间小小的后书房，或者说藏书室里，我和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一道，正在享受着双重的愉悦，一边沉思冥想，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至少有1个小时，我们保持着一种完全的沉默。当时在任何偶然瞩目者的眼中，我俩说不定都显得是全神贯注地沉浸在污染了一屋空气的缭绕烟圈之中。可就我自己而论，我当时是正在琢磨黄昏初临之时我俩所谈论的某些话题；我指的是莫格街事件，以及玛丽·罗热谋杀案之不可思议。所以，当我们的房门被推开并走进我们的老熟人、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之时，我认为那真是一种巧合。

    我们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因为此君虽说讨厌，但也颇有风趣，而且我们有好几年没看见过他了。我俩一直是坐在黑暗之中，此时迪潘起身想去点灯，可一听G的来意便又重新坐下，G说他登门拜访是要就某件已引起大量麻烦的公事向我们请教，更确切地说是想征求我朋友的意见。

    “如果是件需要动脑筋的事。”迪潘忍住没点燃灯芯，并说，“那我们最好还是在暗中来琢磨。”

    “这又是你的一个怪念头。”那位警察局长说，他习惯把凡是他理解不了的事情都称之为“怪”，而且就那样生活在一大堆“怪事”当中。

    “非常正确。”迪潘一边说一边递给客人一只烟斗，并推给他一把舒适的椅子。

    “这次是什么难题？”我问，“我希望别又是什么谋杀案？”

    “哦，不，不是那种事。其实这件事非常简单，我相信我们自己也能处理得够好，不过我认为迪潘会喜欢听听这事的详情，因为这事是那么古怪。”

    “既简单又古怪。”迪潘说。

    “嘿，是的，可又不尽然。实际上我们都感到非常棘手，因为事情是那么简单，而我们却束手无策。”

    “也许正是这事情的非常简单使你们不知所措。”我的朋友说。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警察局长一边应答一边开怀大笑。

    “也许这个秘密有点儿太公开。”迪潘说。

    “哦，天哪!谁听说过这种高见？”

    “有点儿太不证自明。”

    “嘿嘿嘿!呵呵呵!哈哈哈!”我们的客人乐不可支，纵声大笑，“哎哟，迪潘，你早晚得把我笑死!”

    “你要说的到底是什么事？”我问。

    “嘿，我就告诉你们，”局长答道，随之沉思着慢慢吐出长长的一口烟，并在他那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三言两语就可以告诉你们，但在我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提醒你们，这是一件需要绝对保密的事，要是让人知道我向谁透露了此事，我眼下这个位置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讲吧。”我说。

    “要么别讲。”迪潘道。

    “这个，好吧，这消息是一名地位很高的要人亲口告诉我的，王宫里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被人窃走。窃件人是谁已经知道，这一点确凿无疑；他是在有人目睹的情况下窃走文件的。另外还知道，那份文件还在他手里。”

    “这何以得知？”迪潘问。

    “这显然是根据文件的性质推断而得知，”警察局长回答，“根据文件一旦被窃贼转手便会立即引起的某些后果尚未出现这一事实，也就是说，根据他正按照其最终必然会利用那份文件的计划在对其加以利用这一事实。”

    “请稍稍讲明白一点。”我说。

    “好吧，我可以斗胆说到这个程度，那份文件会使窃件人在某一方面获得某种权力，而这种权力之大不可估量。”那位警察局长爱用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大明白。”迪潘说。

    “不大明白？好吧，倘若把那份文件泄露给一位我们不便称名道姓的第三者，那有位显要人物的名誉就将受到怀疑，而这一事实使文件之持有者现在能摆布那位名誉和安宁都如此岌岌可危的显要人物。”

    “但这种摆布，”我插话道，“大概得依赖于窃件人确知失窃者知道他就是窃贼。可谁敢……”

    “这个窃贼，”G说，“就是D大臣，他什么事都敢做，不管那是不是一个男子汉该做的事。他这次偷窃手段之巧妙不亚于其大胆。我们所说的那份文件，坦率地说，是一封信，一封那位失去它的要人独自在王宫时收到的信。她正在读信，突然被另一位要人的出现所打断，而这个高贵的人物正是她最不想令其见到那封信的人。慌乱中她未能将信塞进抽屉，只好把已拆开的信放在了桌面上。不过朝上的一面是姓名地址，因此信的内容并没有暴露，从而没引起那位高贵人物的注意。在这个节骨眼上D大臣走了进来。他目光锐利的眼睛一下子就看到了桌上的信件，认出了写地址姓名的笔迹，觉察到了收信人的惶遽，并揣摩出了她的秘密。在按他通常的方式匆匆办完几件公事之后，他取出一封与桌上信件有几分相似的信，并将其拆开假装读了一阵，然后把它放在桌上那封信旁边。接着他又就公务谈了大约有15分钟。最后告辞之时，他从桌上取走了那封不属于他的信。那信的合法所有人眼睁睁看他把信拿走，可当着那位就站在她身边的第三者，她当然没敢声张此事。那位大臣溜了，把他自己的那封信(一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了桌上。”

    “那么，”迪潘对我说，“这下正好有了你刚才所要求的那种实现摆布的先决条件，即窃信人确知失信人知道他就是窃贼。”

    “是的，”警察局长答道，“而凭这种摆布所获取的权力，几个月来一直被用于政治上的意图，已经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地步。失信的那位要人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认识到收回那封信的必要性。但是这事当然不能公开进行，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她就把这事托付给我来处理。”

    “除了你，”迪潘在一大团缭绕翻卷的烟雾中说，“我看再也找不到，甚至再也想不到更精明能干的办事人了。”

    “你是在奉承我，”警察局长答道，“但说不定有人一直持有这种看法。”

    “显而易见，”我说，“正如你所言，那封信依然在那位大臣手里，因为正是这种占有，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用，使他获得那份权力。信一旦另作他用，那份权力也就失去。”

    “的确如此，”G说道，“我着手此事也正是基于这种确信。我首先考虑的就是要彻底搜查那位大臣的宅邸；而在这点上，我主要的为难之处就在于搜查必须在不为主人所知的情况下进行，我事先就已经警觉到，要是落下把柄，让他怀疑到我们的意图，那将会招来危险的后果。”

    “可是，”我说，“你在这方面是真正的专家。巴黎警方以前也经常进行这类调查。”

    “那倒也是，因此我没有丧失信心。那位大臣的习惯也给了我可乘之机。他常常整夜不在家。他的仆人并不太多。他们睡觉的地方离主人的房间有一段距离，而且他们大多是那不勒斯人，很容易被灌醉。正如你们所知，我有能打开巴黎任何房间或任何橱柜的钥匙。3个月来，没有一天晚上我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亲自参加对D家宅邸的搜查。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名誉，而且，实不相瞒，那笔酬金数目很大。因此我一直没放弃搜寻，直到最后我终于相信这个窃贼的确比我机灵。我认为我已经搜遍了那座宅邸里能藏匿那封信件的每个角落。”

    “但是，有没有这可能，”我委婉地启发道，“尽管那封信也许在那位大臣手里，正如毫无疑问的那样，可他说不定会把信藏在别处，而没有藏在他自己家里？”

    “这几乎不可能，”迪潘说，“照眼下宫中的特殊情况来看，尤其是从已知有D卷入的那些阴谋来看，那封信应该藏在他身边，以便他伸手可及、随时可取，因为这点与占有那封信几乎同样重要。”

    “它得随时可取？”我问。

    “也就是说，随时可销毁。”迪潘说。

    “完全正确，”我说，“由此可见那封信显然是在他家里。至于那位大臣随身带信，我们可以认为这毫无可能。”

    “完全不可能，”警察局长说，“他已经连遭两次抢劫，仿佛是遇上了拦路强盗，他在我亲自监视下被严格地搜过身。”

    “你本该省掉这份麻烦，”迪潘说，“我相信D不完全是个白痴，既然如此，他一定会理所当然地料到这些拦路抢劫。”

    “不完全是个白痴，”G说，“可他是个诗人，而我认为诗人和白痴也就只差那么一步。”

    “言之有理，”迪潘若有所思地从他的海泡石烟斗深深吸了口烟，然后说，“尽管我自己也愚不可及地写了些打油诗。”

    “你详细谈谈搜查的经过吧。”我说。

    “当然，事实上我们搜得很慢，而且我们搜遍了每一个地方。对这种事我有长期的经验。我对那幢房子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每个房间都花了7个晚上。我们首先是检查房间里的家具。我们打开了每一个可能存在的抽屉，我相信你们也知道，对一名训练有素的警探，像秘密抽屉之类的把戏不可能有秘密可言。谁若是在这种搜查中竟允许一个‘秘密’抽屉从他眼皮下滑过，那他准是个笨蛋，这种事非常简单。每一个橱柜都有一定的体积，都占一定的空间。再说我们有高精度的量尺。一根线的五十分之一的差异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完橱柜我们又检查椅子。椅垫都被探针一一戳过，就是你们看见我用过的那种精巧的长针。我们还卸下桌面。”

    “干吗要卸下桌面？”

    “有时候，桌面或是其他家具类似的板面会被想藏东西的人卸开；然后把柱脚凿空，把东西放进空洞，再把板面重新装上。床柱的柱脚和柱顶也可按此同样的方式加以利用。”

    “可难道不能凭声音查出空洞？”我问。

    “要是放入东西后，周围再填足够的棉花，那就听不出来了。再说，我们这次搜查绝不能弄出任何声响。”

    “但你们总不能卸下————总不能把所有可能按你所说的方式藏匿东西的家具都统统拆开。一封信可以被缩卷成一个细细的纸卷，形状大小和一根粗一点的编织针差不多，这样它便可以，譬如说可以被嵌进椅子的横档。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吧？”

    “当然没有，可我们干得更好。借助于一个高倍放大镜，我们检查了那幢房子里每一把椅子的横档，实际上是检查了各种家具的全部接榫。若是有任何新近动过的痕迹，我们都会马上检查出来。譬如说，一粒钻孔留下的尘末，看起来会像一个苹果那样明显。粘合处的任何细微差异，接榫处的任何异常缝隙，都保证会被我们查出。”

    “我相信你们注意到了镜子的镜面和底板之间，刺过了卧床和床上的被褥，也没有放过窗帘和地毯。”

    “那是当然。我们用这种方式彻底检查完所有的家具之后，我们又检查了那幢房子本身。我们把房子的整个表面划成区片，编上号码，从而不漏查任何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细查了整个宅邸的每一平方英寸，包括毗连的两幢附属房屋，我们和先前一样借助了放大镜。”

    “毗连的两幢房屋!”我失声道，“你们准费了不少力。”

    “是费力不少，可那笔酬金也高得惊人。”

    “你们查过了房屋周围的地面吗？”

    “所有的地面都铺了砖。这没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我们检查了砖缝间的青苔，发现全都没被动过。”

    “你们当然查过D的文件，而且查过他书房里那些书？”

    “的确如此，我们打开了每一个文件包和文件夹。我们不仅打开了每一本书，而且每一本都逐页翻过，而不是像我们有些警官那样，只把书抖抖就算了事。我们还非常准确地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并用放大镜进行过最挑剔的查看。要是有哪本书的装帧新近动过，那它绝对不可能逃过我们的眼睛。有五六本刚被重新装订过的书，我们都用探针小心翼翼地纵向刺过。”

    “你们查过地毯下面的地板吗？”

    “那还用说。我们掀开了每一块地毯，所有地板都用放大镜看过。”

    “那么墙纸呢？”

    “查过。”

    “你们查过地窖吗？”

    “也查过。”

    “那么，”我说，“你肯定是失算了，那封信并不像你所认为的那样藏在那座住宅里。”

    “恐怕这点上你是对的，”警察局长说，“而现在，迪潘，你说我该怎么办？”

    “再把那幢住宅彻底搜一遍。”

    “这绝无必要，”G回答，“我确信那封信不在那座宅邸，就像我确信自己还在呼吸一样。”

    “那我就没有更好的主意了。”迪潘说，“当然，你一定知道那封信准确的特征？”

    “哦，是的!”警察局长说着掏出一本备忘录，开始大声念出那封失窃信件的内面，尤其表面的详细特征。他念完那番描述不久就神情沮丧地告辞了，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位快活的绅士如此垂头丧气。

    大约1个月之后他再次来访，发现我俩几乎和上次一样待在屋里。他拿了一只烟斗，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开始和我们闲聊了起来。最后我说：

    “对啦，G那封被窃之信怎么样了？我想你最终已经承认，同那位大臣勾心斗角你绝不是对手？”

    “见他的鬼!我得说，是的，可我仍然按迪潘的建议重新搜查了那幢宅邸，但不出我所料，全是白费力气。”

    “提供的那笔酬金是多少，你说过吗？”迪潘问。

    “唔，一笔大数，一笔非常慷慨的酬金，我不想说出具体数目，但有一点我可以说，无论是谁能给我弄到那封信，我不惜开给他一张5万法郎的私人支票。实际上，这事正变得一天比一天要紧，最近那笔酬金已翻成了两倍。可即使是翻成3倍，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

    “噢，是吗？”迪潘一边吸他的海泡石烟斗，一边拖长声音说道，“其实……其实我真认为，G，就此事而论，你还没竭尽全力。你可以……我认为，再稍稍努把力，嗯？”

    “怎么努力？朝哪个方面？”

    “噢……噗……你可以……噗……就此事向人讨教嘛，嗯？……噗，噗，噗。你记得人们讲的阿伯内西[55]那个故事吗？”

    “不。该死的阿伯内西!”

    “当然!你尽可以说他该死。可从前有个阔绰的守财奴竟想揩他的油，挖空心思想骗这位阿伯内西白白为他开一张处方。为此在一次私人交往中，他趁聊家常之机巧妙地向这位医生述说了自己的病情，装作是在讲一名假设患者的症状。”

    “‘我们可以假定，’那个守财奴说，‘他的症状就是这样；那么，大夫，你说他该讨什么药？’”

    “讨什么药!”阿伯内西回道，“那当然应该向医生讨教。”

    “可是，”警察局长略为不安地说，“我是非常乐意向人讨教，而且真心愿意为此付钱。任何人能够帮我办这事，我会实实在在地给他5万法郎。”

    “要是那样的话，”迪潘说着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本支票簿，“你最好照你刚才说的那个数填张支票给我。等你在支票上签好名，我就把那封信给你。”

    我大吃一惊，而那位警察局长则完全像是遭了雷击。他好几分钟没吭一声，而且一动不动，只是大张着嘴不相信地盯着我的朋友，那对眼珠仿佛都快从眼窝里迸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多少恢复了神志，抓起一支笔，接着又踌躇了片刻，狐疑地看了我朋友几眼，最后终于填了一张5万法郎的支票，签上名后隔着桌子把它递给了迪潘。迪潘仔细地看过支票并将其夹入了自己的钱包，然后他用钥匙打开书桌的分格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封信交给警察局长。这位官员大喜过望地一把抓过信，用颤抖的手把它展开。匆匆地看了一眼信的内容，然后急急忙忙、跌跌撞撞奔向门边，终于不顾礼节地冲出了我们的房间和那幢房子，自从迪潘要他填支票时起，他就没说过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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