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格街凶杀案

    塞壬唱的什么歌，或阿喀琉斯混在姑娘群中冒的什么名，虽说都是费解之谜，但也并非不可揣度。

    ————托马斯·布朗爵士

    被人称为分析的这种智力特征，其本身就很难加以分析。我们领略这种特征仅仅是据其效果。我们于其他诸事物中得知：若是一个人异乎寻常地具有这种智力，他便永远拥有了一种乐趣之源。正如体魄强健者为自己的体力而陶然，喜欢那些能运用其体力的活动一样，善分析者也为其智力而自豪，乐于解难释疑的脑力活动，只要能发挥其才能，他甚至能从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感到乐趣。他偏爱猜谜解惑，探赜索隐；在他对一项项疑难的释解中展示他那种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聪明程度。他凭条理之精髓和灵魂得出的结果，实在是有一种全然凭直觉的意味。

    解难释疑的能力可以凭研究数学而大大加强，尤其是凭研究它那门最高深的分支————高等数学。高等数学因其逆运算而一直被错误地认为是最杰出的分析，然而计算本身并不是分析，譬如下象棋的人算棋就无须分析。由此可见，下象棋凭智力天性的看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我现在并非在写一篇论文，而是非常随意地用一些凭观察而获得的知识作为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的开场白，因此我愿意趁此机会宣称，较强的思考能力用在简单而朴素的跳棋上比用在复杂而无聊的象棋中作用更加明显，更加见效。象棋中各个棋子皆有不同的古怪走法，并有不同的可变化的重要性，而人们往往把这种复杂误以为是深奥(不足为奇的谬见)。下象棋务必全神贯注，若稍有松懈，一着不慎，其结果将是损兵折将或满盘皆输。象棋的走法不仅多种多样而且错综复杂，出错的可能性因此而增多；十局棋中有九局的胜者都赢在比对手更全神贯注，而不是赢在比对手聪明。跳棋与象棋正好相反，它只有一种走法而且很少有变化，因而疏漏的可能性很小，相对而言也无须全神贯注，对局者谁占优势往往取决于谁更聪明。说具体一点，假设一局跳棋双方只剩4个王棋，这时当然不存在疏漏之虞。显而易见(如果棋逢对手)，胜利的取得仅在于某种考究的走法，在于某种智力善用之结果。若不能再用通常的对策，善分析者往往会设身处地地去揣摩对手的心思，这样倒往往能一眼看出能诱他误入歧途或忙中失算的仅有几招(有时那几招实在简单得可笑)。

    惠斯特牌一向因其对所谓的计算能力有影响而闻名，而那些智力出众者素来爱玩惠斯特而不下无聊的象棋也为众人所知。毫无疑问，在这类游戏中再没有什么比玩惠斯特更需要分析能力。整个基督教世界最好的象棋手或许也仅仅是一名最好的棋手，可擅长玩惠斯特就意味着具有在任何更重要的斗智斗法的场合取胜的能力。我说擅长，是指完全精通那种囊括了获取正当优势的全部渠道的牌技。这些渠道不可悉数，而且变化无穷，并往往潜伏在思想深处，一般人完全难以理解。留心观察就能清楚记忆，就此而言，专心致志的棋手都是玩惠斯特的好手，只要他能把霍伊尔牌谱中的规则(以实战技巧为基础的规则)完全弄懂。于是记忆力强和照“规则”行事便普遍地被认为是精于此道的要点。但偏偏是在超越规则范围的情况下，善分析者的技艺才得以显示。他静静地做大量的观察和推断。但也许他的牌友们也这么做；所以所获信息之差异与其说是在于推断的正误，不如说是在于观察的质量。必要的是懂得观察什么。我们的牌手一点儿不限制自己，也不为技巧而技巧而拒绝来自技巧之外的推论。他观察搭档的表情，并仔细地同两位对手的表情逐一比较。他估计每人手中牌的分配，常常根据每人拿起每张牌时所流露的眼神一张一张地计算王牌和大牌。他一边玩牌一边察颜观色，从自信、惊讶、得意或懊恼等等不同的表情中搜集推测的依据。他从对手收一墩赢牌的方式判断收牌人是否会再赢一墩同样花色的牌。他根据对手出牌的神态识别那张牌是否声东击西。总之，对手偶然或无意的只言片语，失手掉下或翻开一张牌及其伴随的急于掩饰或满不在乎，计点赢牌的墩数以及那几墩牌的摆法，任何窘迫、犹豫、焦急或惶恐，全都逃不过他貌似直觉的观察，都向他提供了真实情况的蛛丝马迹。两三个回合下来他便对各家的牌胸有成竹，从此他的每张牌都出得恰到好处，仿佛同桌人的牌都摆在了桌面上似的。

    分析能力不可与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因为虽说善分析者必然足智多谋，但足智多谋者却往往出人意料地不具有分析能力。常凭借推断能力或归纳能力得以表现的足智多谋被骨相学家(错误地)归之于某一独立器官，并认为是一种原始能力，但这种能力是那么经常地见之于其智力在别的方面几乎等于白痴的人身上，以致引起了心理学者的普遍注意。实际上，在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比幻想和想象之间的差别还大得多的差异，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类似的特征。其实可以看出，足智多谋者总沉湎于奇思异想，而真正富于想象力的人必善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读者可以把下面这个故事看作是对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

    18××年春天和初夏我寓居在巴黎，其间结识了一位名叫C.奥古斯特·迪潘的法国人。这位年轻绅士出身于一个实际上颇有名望的高贵家庭，但由于一系列不幸的变故，他当时身陷贫困，以致意志消沉，不思振作，也无意重振家业。多亏债主留情，给他留下了一小部分财物；他就凭来自那份薄产的收入，精打细算维持起码的生活，除此倒也别无他求。实际上书是他唯一的奢侈品，而在巴黎书是很容易到手的东西。

    我与他初次相遇是在蒙马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当时我们都在寻找同一本珍奇的书，这一巧合使我俩一见如故。此后我们就频频会面。他以法国人那种一谈起自己的家庭就少不了的坦率把他的家史讲得很详细，我则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得津津有味。我对他的阅读面之广大为惊讶；而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他炽烈的热情和生动新奇的想象在我的心中燃起了一把火。当时我正在巴黎追求我自己的目标，我觉得与他那样的人交往对我来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我真诚地向他袒露了我的这一感觉。最后我俩商定，在我逗留巴黎期间我俩将住在一起。由于我当时的境况多少不像他那般窘迫，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圣热尔曼区一个僻静的角落租下了一幢式样古怪、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房子，那房子因某些迷信而长期闲置，我俩对那些迷信并未深究，只是把房子装饰了一番，以适应我俩共有的那种古怪的忧郁。

    倘若我们在这幢房子里的日常生活为世人所知，那我俩一定会被人视为疯子，不过也许只被视为于人无害的疯子。我们完全离群索居，从不接纳任何来客。实际上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没把我俩的隐居处告诉我以前的朋友，而迪潘多年前就停止了交友，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我俩就这样避世蛰居。

    我的朋友有一个怪诞的习性(除了怪诞我还能称什么呢？)，他仅仅因为黑夜的缘故而迷恋黑夜；而我也不知不觉地染上了他这个怪癖，而就像染上他其他怪癖一样；我完全放任自己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奇思狂想。夜神不可能总是伴随我们，可我们能够伪造黑夜。每当东方露出第一抹曙光，我们就把那幢老屋宽大的百叶窗统统关上，再点上两支散发出浓烈香味、放射出幽幽微光的小蜡烛。借着那点微光，我们各自沉浸于自己的梦幻之中————阅读、书写，或是交谈，直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降临。这时我俩便手挽手出门上街，继续着白天讨论的话题，或是尽兴漫步到深更半夜，在那座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与阴影之中，寻求唯有冷眼静观方能领略到的心灵之无限激动。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不能不觉察并赞佩迪潘所独具的一种分析能力，不过我早就从他丰富的想象力中料到他具有这种能力。他似乎也非常乐意对其加以运用，如果恰好不是炫耀的话。他毫不含糊地向我承认这为他带来乐趣。他常嬉笑着向我夸口，说大多数人在他看来胸前都开着一扇窗户，他还惯于随即说出我当时的所思所想，以此作为他那个断言直接而惊人的证据。这种时候他显得冷冷冰冰、高深莫测，两眼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情；而他那素来洪亮的男高音会提到最高音度，若不是他言辞的审慎和阐释之清晰，那声音听起来真像是在发火。看到他心绪这般变化，我常常会想到那门有关双重灵魂的古老哲学，并觉得十分有趣地幻想有一个双重迪潘，一个有想象力的迪潘和有分析能力的迪潘。

    别以为我刚才所说的是在讲什么天方夜谭，或是在写什么浪漫传奇。我笔下已经写出的这位法国人的言行，纯然是一种兴奋的才智，或说一种病态的才智之结果。不过我最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在那一时期的观察特点。

    一天晚上我俩在王宫附近一条又长又脏的街上漫步。显然当时我俩都在思考问题，至少已有15分钟谁也没吭一声。突然，迪潘开口说了这句话：

    “他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这一点没错，他更适合去杂耍剧院。”

    “那当然。”我随口应答，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迪潘所言与我心中所思完全不谋而合这一蹊跷之处(因为我当时正想得出神)。转眼工夫我回过神来，才不由得感到大吃一惊。

    “迪潘，”我正颜道，“这真叫我难以理解。不瞒你说，我都被弄糊涂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正……”我故意留下半句话，想弄清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正在想谁。

    “……想到尚蒂耶，”他说，“干吗说半句话？你刚才正在想他矮小的个子不宜演悲剧。”

    这正是我刚才心中所想到的问题。尚蒂耶原来是圣德尼街的一个修鞋匠，后来痴迷于舞台，曾在克雷比雍的悲剧《泽尔士王》中试演泽尔士一角，结果一番苦心换来冷嘲热讽，弄得自己声名狼藉。

    “看在上帝份上，”我失声嚷道，“请告诉我诀窍(如果有诀窍的话)，告诉我你能看透我心思的诀窍。”说实话，我当时竭力想掩饰自己的惊奇，可反倒比刚才更显诧异。

    “诀窍就是那个卖水果的，”我朋友答道，“是他使你得出结论，认为那个修鞋匠个子太矮，不配演泽尔士王和诸如此类的角色。”

    “卖水果的!你可真让我吃惊!我并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

    “就是我们走上这条街时与你相撞的那个人。这大约是15分钟之前的事。”

    这下我记起来了，刚才我俩从C街拐上这条大街时，的确有个头上顶着一大筐苹果的水果贩子冷不防地差点儿把我撞倒。可我不能理解的是，这和尚蒂耶有什么关系。

    迪潘脸上没有丝毫糊弄人的神情。“我给你解释一下，”他说，“听完解释你也许就完全清楚了。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你刚才的思路，从我开口说话追溯到那卖水果的与你相撞。这段时间你思维的主要环节是：尚蒂耶、猎户星座、尼科尔博士、伊壁鸠鲁、石头切割术、铺路石和那个卖水果的。”

    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没有过这样的消遣，那就是回顾自己的思路是怎样一步步到达某个特殊的结论。这样的回顾往往非常有趣，而初次进行这种回顾的人常常会惊于发现自己最初的念头或思路的最后终点竟会相差十万八千里，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当听完迪潘那番话并不得不承认他所言句句是真时，我心中当然是万分惊讶。他继续道：

    “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走出C街之前一直在谈马。那是我们刚才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当我们拐上这条街时，一位头顶大筐的水果贩子从我俩身边匆匆擦过，把你撞到了一堆因修人行道而堆起来的铺路石块上。你踩上了一块松动的石块，滑了一下，稍稍扭了脚脖子，你显得有点儿生气或是不高兴，嘴里嘀咕了几声，回头看了看那堆石块，然后不声不响地继续行走。我并非是特意要留神你的举动，只是近来观察于我已成了一种必然。

    “后来你两眼一直盯着地面，面带怒容地看那些坑洼和车辙(结果我看出你还在想那些石块)，这样一直走到那条名叫拉马丁的小巷，就是那条正尝试用交搭铆接的砌石铺地面的小巷。这时你脸上露出了喜色，我还看见你嘴唇动了一动，我毫不怀疑你念叨的是‘石头切割术”，一个非常适用于那种铺砌法的术语。我知道你不可能在念叨‘石头切割术’这个词的时候不联想原子这个同根词，从而进一步想到伊壁鸠鲁的原子说；因为我俩不久前讨论过这个题目，当时我向你说起那个杰出的希腊人那些模糊的推测是多么奇妙但又多么不为人知地在后来的宇宙进化星云学说中得到了证实，我觉得你免不了会抬眼去望望猎户座中那团大星云，我当然料到你会那样做。你果然抬眼望了，这下我确信自己摸清了你的思路。而在昨天的《博物馆报》上发表的那篇针对尚蒂耶的讽刺长文中，那位挖苦修鞋匠一穿上厚底戏靴就改了名的讽刺家引用了一句我俩经常爱提到的拉丁诗句：

    第一个字母已失去它原来的发音。

    我曾告诉过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现在拼作Orion，但从前拼作Urion；由于我解释时也有几分挖苦，我想你对此不会轻易忘记。所以这非常清楚，你不会不把猎户星座和尚蒂耶这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从你嘴角掠过的那种微笑我看出你的确把它们合二为一。你想到那位怪可怜的鞋匠成了牺牲品。在此之前你一直弯着腰在走路，可那会儿我看见你挺直了腰板。这下我肯定你想到了尚蒂耶矮小的身材，于是我打断了你的思路，说他(那个尚蒂耶)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他更适合去杂耍剧院。”

    那件事发生不久后的一天，当我俩在读《法庭公报》晚间版时，下面一则短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离奇血案：今晨3点左右，圣罗克区的居民被一阵可怕的尖叫声惊醒，声音明显是从莫格街一幢房子的四楼发出，人们知道那幢楼房里只住着一位姓莱斯巴拉叶的夫人和她的女儿卡米耶·莱斯巴拉叶小姐。邻人试图以正常途径进门未果，稍后用一撬棍撬开大门，八九位邻居在两警察陪同下入内。此时尖叫声已停，但当众人冲上一楼楼梯时，听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粗野的声音在争吵，争吵声似乎从楼上传出。当人们登上二楼时，那些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时整座楼房一片沉寂。人们分头匆匆搜寻一个个房间。当搜寻者进入四楼一个朝后的大套间时(该套间房门反锁，人们是破门而入)，室内的景象令每个人都又惊又怕。

    “房间里乱七八糟，家具全被砸碎，并被扔得满地都是。屋里只有一个床架，床垫早被拉开，抛在了屋子中央。一张椅子上搁着一把沾满血迹的剃刀。壁炉前的地板上有两三束又长又密的灰白头发，头发也沾满鲜血，仿佛是被连着头皮一块扯下的。人们在地上找到四枚金币、一只黄玉耳环、三把大银匙、三把小铜匙，另外还发现两只袋子，里面大约装有四千金法郎。屋角一个衣柜的抽屉全被拉开，虽说抽屉里仍有许多衣物，但显然已经遭到过搜劫。在床垫下(不是在床架下)发现一只小铁箱。铁箱开着，钥匙还插在箱盖上。箱里只有几封旧信和一些无关紧要的票据。

    “屋里不见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踪迹；但壁炉里异乎寻常的大量烟灰使人们搜查了烟囱，(说来可怕!)从烟囱里拖出了卡米耶的尸体，她原来头朝下脚朝上地硬被人往那狭窄的烟道里塞上去一大截。尸体尚有体温。细看可见遍体擦伤，这无疑是被塞进和拉出烟道所致。死者面部有许多严重的抓伤，喉部有深紫色淤痕并有深凹的指甲印，似乎受害人是被掐死的。

    “在对该楼各处的彻底搜寻均无进一步发现之后，搜寻者来到了屋后一个石块铺地的小院，院内躺着老夫人的尸体，她的喉部被完全割断，当搜寻者试图抬起尸体时，头与尸体分离。老夫人的身体和头部均血肉模糊，尤其是身体早已不成人形。

    “本报认为，这桩可怕的疑案目前尚无丝毫头绪。”

    第二天的报纸登载了如下详情。

    “莫格街悲剧：针对这个离奇而恐怖的事件(“事件”一词在法国尚不含我们已赋予该词的轻薄之义)，许多有关人士已被传讯，但传讯结果仍未使案情明朗。现将重要证词摘引如下。

    “波利娜·迪布尔，洗衣女工，证实她认识两位死者已有3年，其间一直为她们洗衣。那位老夫人和她女儿似乎相处和睦，非常相亲相爱。她们信用很好。说不出她们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来源。认为莱斯巴拉叶夫人靠算命谋生。据说有储蓄。每次取衣送衣从不曾见过房子里有旁人。确信她们未雇有佣人。除了四楼之外，其他各楼好像都没有家具。

    “皮埃尔·莫罗，烟草零售商，证实他将近4年来一直向莱斯巴拉叶夫人零售烟草和鼻烟。出生在该城区，并一直居于附近。死者母女俩住进那幢其尸体被发现的楼房已逾6年。此前房子被一名珠宝商租用，他曾把楼上的房间转租给三教九流。房子本是莱斯巴拉叶夫人的财产。她后来不满意房客如此糟蹋房屋，便不再出租，自己住了进去。老夫人很傻气。证人在6年中只见过她女儿五六次。母女俩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传闻很有钱。听邻里说莱夫人算命，但不相信。从不见任何外人出入那幢房子，除了那母女俩，只有一位搬运工来过一两回，一名大夫去过七八次。

    “众证人，均为邻居，提供了同上相似的证词。都说不见有人常去那房子。莱夫人及其女儿是否有什么亲朋好友不得而知。房子正面的百叶窗很少打开。屋后的窗户则总是关着，除了四楼那个大套间例外。那房子是幢好房子，不算太旧。

    “伊西多尔·米塞，警察，证实他于当日凌晨3点左右应召到现场，发现有二三十人正在设法进入那幢楼房。最后终于用一把刺刀(不是用撬棍)撬开了大门。撬门并不太难，因为那是一道折门或说双扇门，上下都没有加闩。楼上尖叫声直到撬门时还在继续，随后戛然而止。它们听起来像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极度痛苦的惨叫，声音又响又长，不是又短又急。证人率众上楼。在一楼楼梯平台听到两个发怒的声音在大声争吵，一个声音粗哑，另一个非常尖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粗哑声讲的是法语，能听出个别字眼。确信不是女人的声音。能听清的字眼是‘该死’和‘见鬼’。尖厉声讲的是一种外国话。不能肯定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不能分辨声音内容，但认为讲的是西班牙语。该证人对那个房间和死者尸体的描述与本报昨日描述相同。

    “亨利·迪瓦尔，邻居，职业为银匠，证实他是最先进屋者之一。总体上确证了米塞的证词。他们一进楼房就重新关闭了大门，以免围观者进入，因为虽是深更半夜，观者仍蜂拥而至。这名证人认为那个尖厉之声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声音。认定讲的不是法语。不能肯定那是男人的声音。说不定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谙意大利语。不能分辨词义，而是凭语调确信说话者乃意大利人。认识莱夫人及其女儿。曾与两位死者多次交谈。确信那个尖厉的声音不是受害的母女俩的声音。

    “奥登赫梅尔，饭店老板。该证人自愿提供证词。不会讲法语，通过译员接受讯问。阿姆斯特丹人。尖叫声传出时正经过那幢楼房。尖叫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恐怕有10分钟。声音拖得很长而且大声，非常可怕，非常凄惨。是最先进楼的一员。除一点不同外在其他各方面均确证了原有证词。确信那个尖厉之声是男人的声音，法国男人。不能辨别词义。声音很大而且急促，发音长短不均匀，说话时显然是又怒又怕。那声音刺耳，与其说是尖厉不如说是刺耳。不能称之为尖厉的声音。那个粗哑的声音不住地说‘sacré’‘diable’，还叫了一声‘mon Dieu’[43]。

    “朱尔·米尼亚尔，银行家，在德洛兰街开有米尼亚尔父子银行。证人系老米尼亚尔。莱斯巴拉叶夫人有些财产。有年春天在他银行开了个账户(是8年前)。经常存入小笔款子。8年间从未取款，直到遇害前3天才亲自来银行提清全部存款共计四千法郎。这笔钱付的是金币，由一名银行职员送去她家。

    “阿道夫·勒邦，米尼亚尔父子银行职员，证实那天中午时分由他提着分装成两袋的四千法郎陪送莱斯巴拉叶夫人回家。门开后莱斯巴拉叶小姐出来从他手中接过一只钱袋，而老夫人则接过了另一只。于是他鞠了一躬就告辞了。当时未见街上有旁人。那是条背街，很僻静。

    “威廉·伯德，裁缝，证实他为进入楼房的人之一。他是英国人。在巴黎已居住两年。最先冲上楼梯的就有他。听到了吵架的声音。粗哑的声音是一个法国人的声音。当时听懂一些字句，但现在全忘了。只记得清楚地听见‘该死’和‘我的天哪’。当时似乎有一种几个人搏斗的声音，一种厮打格斗的声音。那个尖厉声嗓门很大，比粗哑声更大。确信那声音不是英国人的声音。像是德国人的声音。很可能是女人的声音。证人不懂德语。

    “上述4名证人又经传讯，证实发现莱小姐尸体那个套间的门当时是反锁着的。他们到达门边时屋内静寂，没听见呻吟或其他任何声音。破门而入后未见任何人影。套间内外间的窗都关下并从里面牢牢闩上。两个房间之间那道门关着，但未上锁。外间通往走道的门锁着，钥匙挂在门内锁孔。四楼走道尽头临街一面的一个小房间开着，门是半开半掩。那里面堆满了旧床破箱和诸如此类的杂物。那些东西都经过仔细的搬动和搜查。整幢楼没有一个角落没被小心翼翼地搜过。所有烟囱上上下下也都扫过。那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外加阁楼(屋顶室)。屋顶上一扇天窗被钉得很死，看上去多年未曾开过。从听到争吵声到撞开四楼套间门之间有多名证人各说不一。说短者是3分钟，说长者有5分钟。开房门花了不少功夫。

    “阿方索·加西奥，棺材店老板，证实他居住在莫格街。西班牙人。进入楼房的人之一。未上楼。胆小，怕吓出毛病。听到了吵架声。粗哑声是法国人的声音。未能听清说些什么。尖厉声是英国人的声音，确信这点。证人不懂英语，而是凭语调断定。

    “阿尔贝托·蒙塔尼，糖果店老板，证实他当时在最先上楼梯的人当中。听到了那两个声音。粗哑声是个法国人的声音。听清了几个字眼。说话人好像是在劝告什么人。未能听清尖厉声说些什么。说得急促而且音调起伏不匀。认为是一个俄国人的声音。大体上确证其他证词。证人是意大利人，从未与俄国人交谈过。

    “几名证人再经传讯，证实四楼各房间的烟囱都很窄小，人体不可能穿过。他们扫烟道用的是柱形扫帚，和扫烟囱人专用的扫帚一样，该楼每一个烟囱都用这种扫帚扫过。该楼房没有后楼梯，他们上楼时不可能有任何人下楼。莱斯巴拉叶小姐的尸体在烟囱里塞得太紧，以致他们四五个人一齐用劲才拖下来。

    “保罗·迪马，医生，证实当天清晨被请去验尸。当时两具尸体都躺在发现莱斯巴拉叶小姐的那个房间里那个床架的麻布底垫上。那位年轻小姐遍体淤痕和擦伤。她被塞进烟囱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伤痕的原因。咽喉严重掐伤。颏下有几处深度抓伤，并有一串显然是指印的青黑色斑点。死者面部完全变色，眼珠凸出。舌头被部分咬穿。胸部发现一大团淤痕，显然是由膝盖压迫所致。依照迪马先生的看法，莱斯巴拉叶小姐是被一人或数人掐死。那位老夫人的尸体支离破碎。右腿和右臂的全部骨骼都或轻或重碎裂。左胫骨和左侧全部肋骨均粉碎性折断。整具尸体可怕地淤血变色。很难解释这些伤害是如何造成。除非有一臂力过人之壮汉双手挥动大木棒、粗铁棍，或抡起一把椅子或任何又大又沉的钝器，方能对人体造成如此伤害。女人使用任何凶器都不可能造成这种重伤。证人见到死者时，死者头部与身体已完全分离，头颅严重破损。咽喉显然是被某种利器割断，大概是一把剃刀。

    “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和迪马先生一道被请去验尸。与迪马先生陈述相同，见解一样。

    “尽管还传讯了其他几名证人，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重要发现。一桩案情如此神秘莫测、扑朔迷离的谋杀案，在巴黎可谓史无前例，如果这真是一桩谋杀的话。面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奇案，巴黎警方正不知所措，处境尴尬。然而，此案目前尚无任何明显的线索。”

    该报晚间版又发消息，说圣罗克区依然人心惶惶。那幢房子再次被仔细搜查，有关证人再次被警方传讯，结果仍属徒劳。然而消息后附加的短讯提到，阿道夫·勒邦已被逮捕入狱，不过除了报上已详载过的事实之外，并未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有罪。

    迪潘似乎对这一事件的进展特别感兴趣，至少我从他的神态中这么判断，因为他对此事一直未加评论。直到勒邦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后，他才问我对这桩凶杀的看法。

    我只能附和整个巴黎的见解，认为这是一个不解之谜。我看不出有任何可能找到凶手的办法。

    “我们绝不能凭调查的表象来判定方法。”迪潘说，“素来因聪明干练而被交口称誉的巴黎警察确是干练，但也仅仅是干练而已。除了目前所用的方法，他们在破案中毫无绝招。他们大肆炫耀有许多锦囊妙计，但并非不是常常用得驴唇不对马嘴，结果总使人想到儒尔丹先生要睡衣，以便更清楚地听音乐[44]。他们破案的成绩也并非不是常常令公众惊讶，但那多半都是单凭不辞劳瘁的苦干。而当单凭克尽厥职不奏效时，他们的方略也就宣告失败。譬如，维多克[45]是个推测的能手，也是个百折不挠的男人，但由于缺乏受过教育的头脑，所以不断地因过分的调查而一错再错。他看事物靠得太近，反而有损于他的想象力。他也许能把一两个方面看得特别清楚，但与此同时却必然会忽略事物的全面。这样，事情在他看来就显得太深邃。真相并非总是在井里。其实对于越是重要的真知，我倒越认为它一定浅显易得。其深邃在于我们去寻它的那些幽谷，而不在它被找到的那些山顶。这种错误的模式和原因在对天体的注视中显得最为典型。侧目看星星，就是斜着眼看，即朝向星星的是视网膜的外侧(因为外侧对弱光比内侧更敏感)，这时候最能够欣赏到星星的璀璨，一种我们正眼看它时会相应变暗的璀璨。正眼看星星时，大部分星光实际上仅仅是落在了眼睛上，可侧目看星星，则会有一种更精确的领略。过分的深究会搅乱并削弱我们的思想；一种过于持久、过于专注、过于直接的凝视，甚至有可能使金星也从夜空黯然消失。

    “至于那桩凶杀案，在我们形成看法之前先让我们自己来进行一番调查，一种能为我们提供消遣的调查(我认为消遣这个词用得很怪，但没吱声)。再说，勒邦曾经帮过我一个忙，对此我不能忘恩负义。我们应该去亲眼看看那幢房子。我认识警察局长G，得到必要的允许不成问题。”

    得到允许之后，我俩立即前往莫格街。那是里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的一条糟糕的街道。我们到达那里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因为那个区离我们住的区相隔很远。那幢房子很容易就被找到；因为在它的街对面还有许多人毫无目的但却满心好奇地在凝望它那些紧闭的窗户。那是一幢普通的巴黎式楼房，有一个门道，门道一侧是一间装有玻璃的小屋，小屋窗上的一个滑动窗格说明那是间门房。进楼之前我们沿街而行，拐进一条小巷，然后再转弯经过房子的后面，在这期间，迪潘十分仔细地把那房子和四邻周围都查看了一遍，我看不出这番细查有什么目的。

    我们原路折回，再次来到楼前，揿响了门铃，出示了证件，警方的守卫人员让我们进了房子。我们径直上楼，来到发现莱斯巴拉叶小姐尸体的那个套间，两名死者的尸体还仍然放在那里。按常规做法，屋里仍保持着那副乱七八糟的模样。我看到的和《法庭公报》上所描述的没什么出入。迪潘仔细检查了每一样东西，连受害人的尸体也没漏掉。然后我们查看了其他房间，最后来到屋后那个小院，整个过程一直有一名警察陪着我们。我们查完现场离开时已经天黑。回家途中，我那位朋友进一家报馆耽误了片刻。

    我已经说过我那位朋友突发的奇思异想真是层出不穷，对他那些怪念头Je les ménageais[46](我在英文中找不到合适的说法)。他回家后闭口不谈那桩凶杀案，这就是他的脾性。直到第二天中午他才突然问我，在凶杀现场是否观察到什么特别情况。

    他对“特别”二字的强调中有某种意味，竟使我莫名其妙地猛然一抖。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说，“至少跟咱们从报上看到的情况差不多。”

    “恐怕那份《公报》还没有领略到这桩惨案中那种异乎寻常的恐怖性。”他应答说，“不过别去管那份报纸的无稽之谈。在我看来，这个谜之所以被认为无法解开，倒正是因为那本该使它被认为容易解开的理由，我指的是因为其特征所具有的超越常规的特性。警方感到尴尬，因为表面上毫无动机，不是说凶杀本身的动机，而是指杀人手段那么残忍的动机。他们还大惑不解，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楼上除了莱斯巴拉叶小姐再没发现旁人是个事实，凶手逃离现场必然被上楼者看见也是个事实，而这两个事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统一。那个房间被折腾得乱七八糟，姑娘的尸体被倒塞进烟囱，老夫人的尸首支离破碎，这一切加上我刚才提到的事实以及其他我无须提及的事实，已足以使警方夸耀的聪明无法施展，使他们那份干练不能奏效。他们已陷入那个严重但寻常的谬误，错把异常混同于深奥。可正是要凭着那些超越常规的异常，理性方能摸索出探明真相的途径，假若那途径果真存在的话。例如在我们眼下进行的调查中，该问的与其说是‘出了什么事’，不如说是‘出了什么从未出过的事’。实际上我将解开此谜或已经解开此谜的那种轻而易举，与警方眼中此谜显然不可解的看法刚好成正比。”

    我盯着迪潘，暗自惊讶。

    “我此刻正在等候，”他两眼望着房门继续说道，“我在等一个人，尽管此人也许并非本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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