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

    Ⅰ．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

    18世纪的民主哲学可以用下面的定义来表达：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定义的涵义。

    那时人们认为存在着一种共同福利 ，它是政策的指路明灯，它一直是容易解释清楚的，每一个正常人通过合理争论都能了解它。因此没有任何借口说不了解它，事实上没有理由说还有不了解它的人，除非是无知————这是可以改变的————愚笨和反社会利益集团。此外，这个共同福利可以回答所有问题，因而每一桩社会事实，每一种采取或准备采取的措施都可以被它来毫不含糊地划分为“好”或“坏”。由此，所有人必须同意，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存在人民的共同意志 （即全体有理智个人的意志），它完全与共同福利、共同利益、共同福祉或共同幸福是一回事。除了愚笨和罪恶的利益集团外，有可能产生意见分歧和可能出现反对派的唯一一件事，即几乎全体人民的共同目标究竟应以何种速度达到它这个意见的分歧。因此，意识到这个目标，知道他或她内心思想，分辨得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积极负责地促进好的和反对坏的，把全体成员团结在一起，管理他们的公共事务。

    管理某些事务需要专门的才能和技术，这是实在的，因而不得不委托具有才能和技术的专家。但这点不影响那个原则，因为这些专家完全为了执行人民意志而行动，正如医生为了执行病人要求治愈的意志而行动。在一个任何规模的社会里，特别是在表现出劳动分工现象的社会里，要每个公民为了行使统治或管理的职责，必须在每一个问题上与其他全体公民接触，一定极不方便，这也是真实的。较方便的办法是，只保留最重要的决定由每个公民表态————譬如用公民投票的办法————其余事情让由他们任命的委员会来办理————代表大会或议会将通过普选选出。如同我们业已了解，这个委员会或代表机构在法律意义上不代表人民，但在较小的技术意义上它代表人民。它将表达、反映或代表选民的意志。这个委员会的规模如果很大，它可以按照公共事务的不同部门分解为较小的委员会，这也是为了方便起见。最后，在这些较小委员会之间将有一个总事务委员会，主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称为内阁或政府，在它头上可能有一个总书记或替罪羊，他就是所谓的总理。 (1)

    一旦我们接受这个政治机体理论提出的————或它暗示的————全部假设，民主确实获得一个完全不含糊的意义，除了怎样付诸实行外，对它不再有什么问题。此外，我们只需要忘掉几个逻辑上的疑虑，就能够补上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不但是所有可以想象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而且不再有多少人愿意去考虑任何别的制度。可是，同样明显的是，这些假设是那么多事实的陈述，如果我们要作出上面的那个结论，每一个陈述的事实必须得到证实，而实际上反驳这些事实却要容易得多。

    首先，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这点主要不是因为某些人可能需要不同于共同福利的东西，而是由于更根本的事实，即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福利必然意指不同的东西。功利主义者由于他们对人的价值标准看法的狭隘而看不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将使一些原则问题产生隙裂，它不是合理的论证所能弥合的，因为最终价值————我们认为生活和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观念————不是纯逻辑推理所能解决的。隙裂可能用妥协方法在一些事例中得以弥合，但在另外一些事例中就做不到。有些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个国家武装到牙齿，然后为全世界争取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另一些美国人说，“我们要这个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这个国家为人类作贡献的唯一途径。”二者面临对最终价值的不能缩小的分歧，妥协只能使事情更糟。

    其次，即使有一种充分明确的共同福利————譬如功利主义者提出的最大经济满足 (2) ————证明能为所有人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对各个问题都能有同等明确的回答。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分歧可能重大到足以产生关于目的本身“根本性”争论的大部分后果。例如，以眼前满足对今后满足的估价为中心的问题，甚至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估价为中心的问题，即使在每个公民都相信功利主义之后，还是解决不了。“健康”也许是所有人都想望的，可是人们对种痘和切除输精管仍旧意见不一。诸如此类的情况不止一端。

    提出民主学说的功利主义先驱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件事情的全部重要性，完全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习惯的本质性改变。他们看不到18世纪五金商以外的世界。

    第三，作为前面两个命题的结果，功利主义者据为己有的这个人民意志的特殊概念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个概念必须以存在人人认辨得出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为先决条件。与浪漫主义者不同，功利主义者的观念中不存在赋有自己意志的半神秘实体，即历史上的法学派曾大肆宣扬的“人的灵魂”。他们坦率地从个人意志引申出他们的人民意志。除非至少从长期看来存在全体 个人意志被其吸引的中心————共同福利————我们就得不到特殊类型的“自然的”共同意志。功利主义的重力中心一方面统一个人意志，以理性讨论的方法将它们融入人民意志，另一方面授予它们以古典民主信条具有的独有的伦理尊严。这个信条不仅仅在于崇拜人民意志本身 ，而是依赖对意志的“自然”目的的某些假设，这个目的得到功利主义理论根据的批准。这种普遍意志的存在和尊严一到我们不相信共同福利这个概念时也就不存在了。古典学说的两根支柱不可避免地崩溃了。

    Ⅱ．人民意志和个人意志

    当然，反对人民意志这个特殊概念的这些论点不管具有何等结论性，它们并不阻止我们试图建立另一个更现实的概念。我不想怀疑当谈论国家意志时我们想到的社会心理事实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分析这些事实肯定是使研究民主问题有所进展的先决条件，但最好不要袭用这个名词，因为它往往会使人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一旦我们割断人民意志与它的功利主义涵义之间的关系，我们不仅在建立一个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论，而且在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事物的理论。我们有一切理由提防那些民主保卫者前进路上的陷阱，那些人虽然在越来越多的证据压力下，接受越来越多的民主过程的事实，可是还试图在由民主过程产生的成果上涂上从18世纪的坛子里取出的圣油。

    不过，虽然某种共同意志或公众意见依旧可以说是从“民主过程”的个别的或集群的形势、意志、影响、作用和反作用的无限复杂的混乱中出现的，但其结果不但缺少合理的一致性，而且缺乏合理的认可。所谓缺少合理的一致性的意思是，虽然从分析的观点说，民主过程不仅仅是混乱的————对分析者来说，凡能解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混乱的————而且其结果本身（除非碰巧）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它不能像实现任何明确目的或理想时那样有明确的意义。所谓缺乏合理认可的意思是，因为那个 意志不再与任何“福利”相一致，为了使声称这个结果具有伦理上的庄严，有必要退回到无条件信任政府本身的民主形式————原则上不得不与后果的是否称心合意完全无关的一种信任。正如我们业已了解，要自己采取这种观点是不容易的。但是，即使我们采取这种观点，舍弃功利主义提倡的共同福利，依然会在我们手中留下一大堆困难。

    特别是，我们依然有实际需要把根本不现实的独立性和理性这些品质加在个人 意志头上。如果我们坚持说，公民意志本身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政治因素，它首先必须存在。也就是说，它必须是较之松散地对道听途说的口号和错误印象发生影响的一组不确定的含糊冲动更有意义的某种东西。每个人必须明确地知道他要支持的是什么。这个明确意志的贯彻要有正确地观察和解释每个人直接能接触的事实的能力和批判地取舍他未直接接触的事实的信息的能力。最后，根据这个明确的意志和根据这些已证实的事实，就能以极高的效率，按照逻辑推理的规律，对一些特殊问题必然可作出清晰而敏捷 的结论————此外，每个人的意见可以被认为大致上和任何其他人的意见几乎一样，不存在触目的荒谬。 (3) 综上所述，一个模范公民必定独立自主地行动，不受集团压力和宣传力量的影响， (4) 因为强加在选民头上的意志和论断显然不足以取得民主过程的最终论据的资格。这些条件是否已完成到能使民主政治起作用所需要的程度的问题，不应鲁莽地加以肯定，也不应鲁莽地加以否定。只有在一大堆互相矛盾的证据中作艰辛的鉴别和评价，才能作出回答。

    但是，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要真正弄清读者是否完全懂得上文已经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因此我想再说一遍，即使民主过程使用的每个公民的意见和愿望是充分明确而独立的可以作为根据，即使每个人都以理想的理性和敏捷性按照这样的意见和愿望行事，也不一定能推论说，这个过程用这些个人意志为原料而生产的政治决定，可以有说服力地称为代表人民意志的东西。任何时候把个人意志分割成许多份，由此产生的政治决定不但可以想象而且非常可能不会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也不能这样回答：如果决定不正是他们需要的，他们将得到“公正的折衷办法”。可能有这种折衷。那些属于数量性质的问题和允许逐步进行的问题出现折衷的机会最大，如倘若每个人赞成为失业救济花钱，准备花多少的问题。可是属于质量性质的问题，如应否迫害异教徒或应否参战问题。决定的结果可能同样使所有人厌恶，虽然厌恶的原因有多种多样，而由非民主机构强加的决定，可能证明更容易为他们所接受。

    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问题。我认为，我可以把拿破仑当第一执政官时的统治称作军事独裁。当时最紧迫的政治需要之一是宗教上的和解，它能廓清大革命和执政府时期留下来的混乱局面，并为千万人的心境带来和平。这件事的成功是由于他的一些妙着，其最重要者是与教皇达成的契约（1801年）和“体制条款”（1802年），它们调和了不可调和的事情，把正好适当程度的自由给予宗教礼拜，同时大大地提高国家的威望。他还改革法国天主教的组织和财政收入，解决微妙的“宪法”教士问题，还以最小的摩擦使新建体制得到最大的成功。如果认为人民实际要求某种确切的东西有正当理由的话，上述的安排提供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事例。不论是谁看了当时法国阶级结构必然会明白这一点，而拿破仑的教会政策大大有助于执政府享受几乎绝对的威望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很难看出用民主方法怎能获得这样的成就。反教会情绪尚未熄灭，这种情绪绝不限于被击败的雅各宾党人。怀有这种信念的人或他们的领导人不可能妥协到那个程度。 (5) 在天平的另一端，愤怒的天主教情绪的高潮正逐渐获得动力。具有那种情绪的人们以及依赖他们善意的领导人，他们的行动不可能停止在拿破仑划下的限度内；特别是，当时他们正在注视事情向哪个方向发展，他们虽没有让步的动机，但他们也不能十分坚决地对付教皇。而需要教士、教堂和教仪比什么都迫切的农民的意志势必因十分自然的恐惧而瘫痪，他们害怕一旦教士————尤其是主教————再次掌权，可能危及土地问题的革命性解决。任何以民主方法解决问题的企图最可能的结果将是引起越来越大愤怒的僵局或无休止的斗争。但拿破仑能够合理地解决问题，确实是因为不能自愿地放弃他们自己主张的所有那些集团同时也能够并愿意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安排。

    这个例子当然不是孤立的例子。 (6) 如果，从长期看来证明能使一般人满意的结果可以视为民享 政府的试金石的话，那么古典民主学说所想象的民有 政府常常通不过这个检验。

    Ⅲ．政治中的人性

    还有几点有待回答，即关于投票人意志的明确性和独立性，他观察和解释事实的能力和他清楚而迅速地运用意志与能力作出合理推断的才能。这个主题属于社会心理学一章，题目可以是政治中的人性 。 (7)

    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作为同质单位的人的个性的观念和作为行动主要动力的明确意志的观念，甚至在泰奥迪勒·里博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时代之前已逐渐趋于湮没。特别是，这两个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不受重视，而人类行为的超理性和无理性要素在那个领域却越来越得到重视，这点有帕累托的《心理与社会》为证。在累积许多反对理性假设证据的众多学说中，我只提下面两个。

    其中一个依旧是————尽管后来有远为精细的著作————与群集心理学（psychology of crowds ）的创始者或无论如何是第一个有效阐述者古斯塔夫·勒邦的名字连在一起。 (8) 他的学说告诉人们（虽然过分强调）人在群集影响下其行为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激动情况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的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他使我们面对每个人皆知但无人愿意正视的毛骨悚然的事实，他由此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传说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无疑关于勒邦的结论的事实基础的狭隘性有许多话可说，例如他的结论不适合英国人或英裔美国群众的正常行为。批评家尤其是讨厌社会心理学这个分支涵义的那些人成功地利用它的许多弱点。但另一方面绝不可忘记，群众心理现象绝对不限于在拉丁市镇的狭窄街道上暴动的暴民。每一个议会，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由十几位60岁开外的将军组成的军事会议，无不流露出（不论以怎么温和的形式）暴民闹事时那种十分触目惊心的特征，特别是流露出责任心的削弱、思考水平的低下和对非逻辑影响的较多的敏感。此外，这些现象也不限于作许多人群集意义解释的人群。报纸的读者、广播的听众、一个党的党员，即使不亲身聚集在一起，他们也非常容易逐步发展为心理学上的人群，形成疯狂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试图进行理性争论只会煽起兽性。

    我即将提到的另一个幻想破灭的例证要次要得多————只是一派胡言而没流血的场面。学会更细致地观察事实的经济学者开始发现，甚至有关最寻常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消费者也不能完全做到经济学教科书所传达的观念。因为，一方面消费者的需要极不明确，他们根据需要的行动极不理性和敏捷。在另一方面，他们很容易接受广告和其他宣传方法的影响，以至于看来生产者常常指导消费者，而不是接受消费者的指导。成功的广告技术特别具有说服力。的确几乎总是存在一定的对理性的吸引力。即使仅仅使用断言，只要再三反复，往往比理性论证有更大的效果，直接进攻采取试图引起全属超理性（常常是非理性性质的）快乐联想形式的下意识，也有同样的效果。

    结论虽然明显，作出结论必须小心。在作寻常的、常常是作过多次的决定时，个人要受有利和不利经验的合理和有益的影响，他也受相对简单和不成问题的动机和利益的影响，而这些动机和利益只偶然受情绪激动的干预。从以往的事实看，消费者想要鞋的欲望至少部分是生产者提供吸引人的鞋和大事宣传而形成的；可是在一定时间内，它是真正的欲望，它的明确性超出“一般鞋”范围，它长时间的实验廓清了原来可能围绕它的许多非理性的东西。 (9) 此外，在那些简单动机的刺激下，消费者在公正的专家忠告下学会了在某些事情上（住房、汽车）怎样行动，而他们自己在其他事情上成为专家。说主妇们在食物、熟悉的 家庭用品、衣服等方面容易受愚弄是完全不正确的。就像每个销售人知道他的成本一样，大多数主妇有一套坚持要她们确切需要物品的方法。

    当然，在画面上的生产者一方，这点当然更显然是正确的。无疑，生产者也许是个懒汉或一个蹩脚的机会判断者，或者才不胜任；但有一种有效的机制改造他，或者消灭他。泰勒学说就是以这样的事实为根据，即人可以从事简单的手工工作几千年，仍然做不好这些工作。但尽可能合理地行动的意愿或者对趋向理性的稳定压力，在我们挑选出来观察的任何水平的工业或商业活动中，都不成问题地存在。 (10)

    在每个公民充满现实意识的内心小圈子里，对日常生活所作的大部分决定就是这样的。粗略地说，决定涉及的都与他直接有关的事情，包括有关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职业、他的嗜好、他的朋友与敌人、他的区乡与选区、他的阶级、教会、工会或其他任何他积极参预的社会团体————他亲自观察得到的事情，他熟悉但不是报纸告诉他的事情和他能直接施加影响或管理的事情，以及与他的行动的有利或不利结果直接有关因而负有一定责任的事情。

    再说一遍，思想和行动的明确性和合理性 (11) 不是这种对人和对事的熟稔，也不是那种现实感和责任感所能保证做到的。好多别的条件常常不能具备，但它们是做到这一点所必需的。例如，人们一代又一代因卫生问题上的不合理行为而受苦，仍然不能把他们的苦难与他们的陋习联系起来。只要做不到这一点，客观后果不论怎么有规律，肯定不会产生主观的经验。因此证明，人类要理解传染与流行病的关系有无法相信的困难。这些事实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误解的，但在18世纪末以前，医生们在隔离传染病人（如麻疹和天花患者）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在既无能力又不愿意承认患病的因果关系时，或者在为某种利益反对承认这种关系的时候，情况可以想象必然会更坏。

    但是，尽管有人在很多方面具有种种良好条件，每个人凭他现实感、熟悉感和责任感所能辨认的领域是极为狭窄的，当然狭窄程度在不同集团和不同个人之间是不同的，而且差距不是一点而是很大。这个能辨认领域包含着相当明确的个人意志。这些意志可能常常是非理性、狭隘、自私的，使我们感到惊讶；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明白，当这种意志作出政治决定时，为什么我们应对它们的神龛顶礼膜拜？更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感到必须把每一个政治决定算作一个神龛，而没有一个决定算两个或更多的神龛呢？无论如何，要是我们一定选择要去膜拜，至少我们不应发现那个神龛是空的。 (12)

    现在这个比较明确的意志和比较合理的行为，不会在我们不再关心教育和训练我们的那些家庭和事业的日常生活时突然不见。在公共事务领域里，有一些部门比起其他部门来，在公民心目中更加重要。首先，对当地事务，公民就比较关心，即使在当地事务上我们发现人们辨别事实的能力减退，根据事实的行动准备松懈，人们的责任心减弱。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种人————他常常是很好的典型————他说当地行政事务与他毫无关系，他面对当地实际事务冷淡地耸耸肩膀，他宁死也不愿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为这些事务受苦。怀着劝告心情的高尚公民，他们宣传选举人或纳税人的责任心，可是他们莫不发现，选举人并不感到对当地政治家所做的事情有责任。而且，尤其是在范围不大，人们接触较多的社会里，爱乡土的观念在“使民主政治起作用”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一个乡镇的问题在许多方面类似一家工业企业的问题，熟悉后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熟悉前者。制造商、杂货商和职工们不需要跨出他的世界，也能对街道整洁或市政厅的作为有一个合理的、说得头头是道的意见，当然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

    第二，有许多全国性问题与个人和集团的关系非常直接和明显，以致激起足够真实和明确的意志。涉及投票人个人或集团的直接和本身金钱利益的问题提供最重要的事例，如直接税、保护性关税、白银政策等等。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一般投票人对任何这类事情反应得迅速而合理。但民主政治的古典学说显然从这种理性表现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投票人证明他们自己在这种问题上是蹩脚的实际上是腐化的判断者， (13) 而且他们甚至对他们的长期利益也是蹩脚的裁判，因为政治上产生效果的只是短期的许诺，有效地表明自己的只是短期合理性。

    可是，进一步离开个人关心的家庭和工作场所，进入全国性和国际性事务领域（与个人关心的事情没有什么直接明确的关系），个人意志、对事实的掌握、推断的方法立即不再满足古典学说所需要的条件。最使我吃惊的和在我看来是困难核心的，是现实感的完全丧失。 (14) 在正常状况下，在典型公民的心理经济学中，重要政治问题和他们的够不上嗜好的业余兴趣及不负责任的闲谈主题处于同等地位。这些问题看来如此遥远，它们根本不像业务上的计划；国内国际大事中的危险可能根本不会成为事实，要是真的来到，它们可能证明不很严重；人们觉得自己进入一个虚幻的世界。

    这种减弱了的现实感不但造成责任感的削弱，而且促使有效意志的丧失。当然，人有他的空话，有他的愿望、白日梦和抱怨；尤其是，人有他的喜爱和不喜爱的东西。但一般地说，这些并不等于我们所说的意志————有目的负责任行动在心理上的对应物。事实上，对于思考国家事务的公民来说，这样的一种意志并无发挥作用的余地，也没有它承担的任务。他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委员会————整个国家委员会————的成员，这就是为什么他花在理解政治问题上的精力还没有花在打桥牌上的精力多的原因。 (15)

    责任心的减弱和有效意志的缺乏转过来又说明为何普通公民对国内国际政策的无知和缺乏判断力，这种情况出现在受过教育与在非政治性事业中取得成功的人们中间要比出现在地位低微、未受教育的人们中间更令人吃惊。报道甚多，俯拾即是。但这看来并不使事情有所不同，我们也不应对此大惊小怪。我们只需比较一下一个律师对他辩护状的态度与他对报纸上所载政治事件报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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