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言

直珍藏。待到达萨哈林岛的那一天晚上，才开瓶畅饮这琥珀色的醇香的酒。希尼将这看作是象征意义的一刻：白兰地不仅是朋友的礼物，也是契诃夫的艺术：他对周围的苦难毫不退缩，他有了回应而获得心安，获得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内心的平静。

    这里涉及严肃、真诚的艺术家经常面临的艺术与真实、与生命，歌唱与苦难的紧张关系。如同希尼说的，诗歌、艺术无论怎么有所担当，总有一种自由的、不受束缚的因素，总有欣悦、逃遁的性质。因此，艺术家在抉择上，在契诃夫所说的“平衡”上的工作并不容易，这种调适和平衡也无法一劳永逸。契诃夫的萨哈林岛之行，是以亲身深入苦难之境的行动来介入，也以撰写类乎“见证”的，波兰诗人Z.赫伯特的“敲击棒”式的文字（赫伯特写有题为《敲击棒》［A Knocker］的诗：“我的想象/是一块木板/我唯一的乐器/是木棍”），以面对实实在在的苦难和生命，来试图减缓、解除诗歌、艺术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冲突。

    我第一次读契诃夫作品是1954年，那年开始上高中，从《文艺学习》读到他的《宝贝儿》，也从这个杂志的封面见到他那标准的大胡子、带夹鼻眼镜的画像。当时并不觉得《宝贝儿》有多好，还认为他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后来才知道他死时只有44岁，这样的年龄，在我们这里还算是青年作家。原先以为只有艺术家会短命（莫扎特、舒伯特、梵高……），一直的疑问是，这样的成熟、睿智、节制、美丽的文字，怎么会出自三十余岁人的笔下。契诃夫无疑属于那种将真理、正义放置在首位的作家。但是，他的艺术实践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艺术、文本的内部，是否也可以取得一种歌唱和生命紧张关系的平衡？而纯粹的，并不传达救赎讯息的美本身，是否也是增加世界良善的“救赎”的力量？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事实上，无论是契诃夫，还是希尼，都将艺术、歌唱与现实政治的冲突，看作是特定历史情境中的邂逅；契诃夫也明确将他的“赎罪”行为看作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无意将这些普遍化，无意将践行自己理念的行为扭曲为一种准则，而让其他人都处于“道德的阴影”之中。

    1982年版题记*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我过去的译品，1953年5月曾印过一版。转眼之间，到了1955年，我突然地离开了书籍、工作、友谊、家人等等，被送入我在青年时期曾经三度进出过的地方。岁月不居，几经辗转，一晃就是二十多年，当我重新生活在党的阳光下的时候，偶然从图书馆的“内部书”库内找到了这个译本，就像在街头碰到久已失散的亲人一样，我的眼睛里涌出了一个老年人的泪花。我望着译本里印的契诃夫像，想到很久以前读过的这个俄罗斯作家的一段话：“一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他没有爱，也没有憎，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一个作家的。”这句简单明白的话，曾被我当作金玉之言，它启发了我，又支持了我，使我从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走了过来，像一个人那样地活了过来，我是多么感激他啊！

    在1954年，就是这个译本出世的一年多以后，我曾为一家报纸写过一篇短文，谈了我对这本小书的学习心得，这是读书札记一类的东西。在这次修订这个译本的时候，我记起了它，从图书馆尘封的旧报纸堆中找到了它，自己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还有些意思，就提起笔把它重新抄录了出来：

    亚历山大·库普林在他的回忆契诃夫的文章里谈到契诃夫的创作时说：“他从哪里得到他的印象？他从哪里找到了他的警句和比喻？他根据什么铸造在俄罗斯文学中他那独一无二的精美的语言？他对任何人也不谈，他从来不提他的创作方法。据说他身后留得有许多手记本，也许将来总有一天会在那些手记本里找到解开这些疑团的钥匙。”

    库普林所说的这些手记本，终于在契诃夫逝世后，由契诃夫的夫人克宜碧尔加以整理，在1914年出版了。这是研究契诃夫的一种财富。

    被列夫·托尔斯泰称为“没人能比的艺术家”的契诃夫，首先是一个伟大而纯洁的人。他由于热爱和关心生活，对人生自觉的责任感，有把当时生活“翻过来”的要求和信心，所以他的敏感力是从他的高贵的社会责任心来的，这样他才写了他的手记，进而写了创作，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创作而去写手记的。或者说，他写手记，是为了对生活认识得更深刻些，清楚些，抓住生活中的突出特征，整理自己的印象，表示自己的态度，正是这些要求，他才勤恳地写下手记。

    因此，据库普林说，契诃夫劝告作家不要在创作上光靠手记过活，“要靠记忆和想象”，创作不是照抄生活，当然更不能照抄手记本了。在他的创作里，利用手记上的东西的时候，往往有很大的改变，这就是最好的说明。

    契诃夫是一个始终生活在人民当中并自觉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为自己的医生身份自豪。他送给高尔基的一只表上刻着“契诃夫医师赠”。他关心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来往，由于在生活中自然地熟悉了人，养成了他的深刻的观察力和概括力，所以一提笔就能简洁有力地深入到人的本质中去，不仅写出人的性格，而且活画出人的灵魂。他写自己的手记，进行得认真而严肃，并不是拿着一个小本子到处跑，不假思索地记一些浮面的东西，马上把它变成“创作成品”；或需要写什么了，才临时东奔西走地找个模特儿来，照抄到作品里去。我想，这是他在艺术上获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他的手记，每条都很短，甚至只有一句话，是所谓“比麻雀鼻子还短的东西”，但正如高尔基所形容的，它们是些美丽的精致的花边，是经过深刻地提炼后的产物。

    他的手记，只记生活中成为特征和突出的部分，衣服头发之类的细节，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在进入创作时自己生出来的。

    契诃夫在手记里所记的东西，不仅是看到和听到的事物，还有他所感到和思考的东西。就是他所记的属于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也是经过他的感受和思考才记下来的。它们又都是一律从所谓生活的密林里提炼出来的。

    在他的手记里，另外还有抄自书本里的东西。就是说，有读书杂抄之类的东西。契诃夫有渊博的学识。这说明一个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还要有广博的知识。契诃夫在这方面，也是一个模范。

    手记所用的语言，一如他的创作中的语言，是日常的语言，简洁而朴实，富于诗意，如“天下雨了”之类，用得很自然，正像人在生活中所说的那样，他从来不按照修辞学的规律浮夸地去写什么。

    契诃夫的手记，正如他的作品，色彩鲜明而简洁。他能用朴素的笔触一针见血地透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无论是对话、记事、人物、情节、警句、题目，都是富有特征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东西。它们独立起来可以当社会杂文读。

    契诃夫手记，作为杂文来看，它的精神特色，正是契诃夫全部创作的特色：愤怒中的自持和出于纯洁心灵的乐天的幽默。它的重要价值，正如高尔基所说：它们是对生活的鼓舞和热爱。他用人民的强大的道德力量，告发了庸俗和罪恶还在占着胜利的时代，同时也预祝了善和美胜利的时代。

    契诃夫对伊凡·蒲宁说：“人得不怜恤自己地去劳动。”对于这个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忠实而正直地完成了自己人生责任的劳动诗人，对于这个要求人要“头脑清楚、心地纯洁、身体干净”的作家，我们是永远敬爱的！

    我那个旧译本，主要是根据日本神西清的日译本转译的，它出版于1938年，是个订正本。另外也参照了S.S.Koteliansky和Leonard Woolf合译的出版于1922年的英译本。这次重印时，我原来依据的这两种文字的译本，早已不翼而飞，不知流落何处去了。临时借到S.S.Koteliansky和L.Woolf合译的英文本《契诃夫手记与高尔基的契诃夫回忆录》（The Note-Book of Anton Tchekhov Together With Reminscences of Tchekhov by Maxim Gorky，The Hogarth Press 1921），我又据此做了一次校改，有些条目并做了较大的改动；由于江礼旸同志热情的努力，又由他找到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61年刊行的《契诃夫全集》第十卷的印文，做了一次校对，并补译了一些注文。由原文校勘的结果表明，日译本较英译本译文严谨和忠实。在两种译文中，有些意义相反的译文，也借此得到了核实。

    这本《契诃夫手记》，是契诃夫的文学创作备忘录，契诃夫夫人在1914年整理出版的印本，显然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它本身有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和历史价值。此次重印时，我请江礼旸同志选译了收录在《契诃夫全集》本中不见于旧刊本的若干项有文学和社会意义的条目，作为《补遗》，印在书后。这样，这本契诃夫的文学备忘录，内容上就更为丰富，显得更完备了一些，使译本生色不少。为了使译文的风格和语言尽可能求得协调和一致，这部分译文由我做了一些必要的校订工作。

    旧译本的两则《附录》——契诃夫妻子奥尔加·克宜碧尔·契诃娃写的《契诃夫的临终》和契诃夫的弟弟米哈伊尔·契诃夫写的《契诃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题材》二文，也仍然附在书后。我当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我的藏书早已荡然无存，一时又无处找到原书，只好做了一些必要的文字校改，当作纪念品留在这里。当时为译本写的《译者前记》，那里面也向读者交代了些东西，所以仍然保存下来，也算是敝帚自珍的意思吧。

    贾植芳 1981年3月中旬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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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收入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卷首时，题为“新版题记”。